人在大唐，默默签到成圣 杨广生平传（3）

三、厘定制度，大兴土木，巩固帝国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大约也想作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以尽快地消除人们对他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股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大业二年(606)，炀帝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目的仍是改变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病。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两级。

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文帝时，废九品中正制，初行科举。炀帝初即位，创进士科，并曾命按十科举人。于是在炀帝之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从隋唐到明清，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天朝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606)，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十八篇，称作《大业律》。它与《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连《开皇律》中取消了的族诛、轘裂、袅首等酷刑都拿了出来。所以，此项改革徒具轻刑之名而无其实。

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

炀帝即位后，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这一点比起隋文帝来算是进步的了。

另外，隋炀帝也算得上一个风流天子，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自任扬州总管到大业末年，修撰工作从未间断。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蒱博、鹰狗等各方面的书籍都编成新书，共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时，长安嘉则殿有书37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进行整理，除去重复杂劣，精简为3.7万余卷，置于洛阳修文殿，并抄成50副本，分置两京宫省官府。又于洛阳观文殿修建精致的书库，其缦帐、书橱及书库的门皆能自动关闭，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沿用的四部分类法。炀帝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天朝文化是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方面。从炀帝厘定这些制度，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统治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后来他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605)，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200万人大规模地营建东都洛阳。

从地理位置上看，隋都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尤其是对东方的控制鞭长莫及。而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从经济上看，长安所在地关中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巨资。而洛阳则四通八达，既可顺流而下转运关中物资，又可避过黄河天险笼络山东、江淮一带的物产。网络天下财富，洛阳可以说是最理想之地。再者，炀帝继承的是隋文帝励精图治20年所积累的丰厚遗产。人口由400万户增加到800多万户，耕地面积由1900多万顷增加到5500多万顷。由于物资充积，政府的仓库容纳不下，每个仓库的粮食动辄以数万石、数百万石计算，布帛以数千万匹为数。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可供50年。这些丰厚的府库余财，使营建东都有足够的物质财富的支持。

东都的营建工作，历时1年，到大业二年完成。城内规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周围30余里。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即大城，周围70多里。在洛阳城内有含嘉仓，城北有回洛仓，附近的巩县东南有兴洛仓。其中兴洛仓周围20余里，共有3000个窖，每窖可容纳粮食8000石。可见洛阳还是隋朝皇粮的主要储存地。

隋炀帝营建东都实在有双重目的。修洛阳城的同年三月，又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搜求海内花草禽兽，充实花苑。五月，又筑西筑，周围200里。其内有海，周围10里，海内修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重迭罗致在山上。海北有龙鳞渠，绕回曲折，注入海内，沿渠又修16院，每院以一位四品夫人居住，殿堂楼观，千门万户，金碧辉煌，穷极华丽。苑中花树，水中荷菱秋冬凋谢，就剪锦彩来代替，锦彩退色，则重另点缀，使得四季常春。炀帝经常趁着月色，率宫女数千人，骑游西苑。这16院夫人卖俏争宠，竞相以奇珍异味招待炀帝。

除外，炀帝还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调发数十万丁男，修建了一条自山西龙门，越黄河而达上洛的孤形长堑。大业三年(607)发河北丁男开凿太行山，修驰道，以达并州。又从榆林东至涿郡修筑了长达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同年七月，又调丁男百余万，修筑西起榆林，东至紫河的长城。次年七月，又发丁男20万，修建了长城。

在隋炀帝修建的土木工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是大运河，它是一项可以和秦朝万里长城相媲美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河北一带100多万人民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水，又从大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又征调淮南民工10余万，整修扩大了自山阳经江都至扬子入长江的山阳渎。这段运河原称邗沟，最早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隋文帝时曾加以疏浚。炀帝命与通济渠一块整修，整齐划一，渠宽40步，渠旁筑御道，种上柳树。

大业四年(608)，又征调河北100多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

大业六年(610)，又征调江南10余万民工开凿了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

这样，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上述可见，炀帝在即位后五、六年的时间内，掘长堑，建东都，筑驰道，修长城，凿运河，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它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人民举国就役，夫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这些浩大工程处处都浸透着人民的血汗，堆砌着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这些工程又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我们常说，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其实，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为天朝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资的统一平衡调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天朝以后一千多年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因此，它是隋炀帝虚耗天下，穷困万民的罪证，又是他创建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丰碑。罪过和功绩都通过这些工程溶和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