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开局金刚不坏神功 所谓武侠

一、侠之立

“侠”曾是天朝历史上实存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成为文学角色之前，游侠就是一种社会角色。司马迁曾据实记述了侠的行迹，《史记·游侠列传》中言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之后，法制日趋健全，侠失去生存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消失了。但是，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侠义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保留下来，并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演变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古典性的文体。

封建文人将伸张正义、反抗现实的理想寄托在侠的身上，企望侠能在法外“替天行道”，正因为如此，封建传统侠客形象具有先天的人格缺陷。最早的“侠”——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称之为“死士”更为恰当。《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好汉们，打出的口号倒是正大光明——“替天行道”，颇有些“为国为民”的味道，但其中的李逵、武松等主要人物，都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嫌疑，有失侠义本色。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其中的人物都会“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半神半魔，半妖半仙，称之为侠却是有些牵强。

武侠小说到了金庸笔下才彻底割除封建痼疾，传统“侠客”意象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早期几部书中，金庸按照正宗的天朝侠义观念——儒家之侠的观念来书写。《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不仅具备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品质，更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种精神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身上发展到了最高峰。书中郭靖的行为做派完全是一种醇正的儒家风范。更重要的是。金庸借郭靖处处强调他对“侠”的两种境界的认识：“武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的传统理论和英雄的具体行动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或者可以说“侠就是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和实现者。”2.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儒学侠义观发展成熟，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在被金庸剔除了其中的快意恩仇、好武任侠等封建元素之后，加进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侠义精神因此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因此出现了败笔。对于主人公郭靖，金庸表现出一种超乎艺术范畴的偏爱，甚至有时不惜扭曲其正常的人性。由于不堪没有节制的英雄道义的重负，郭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偶像，或者说，被神化了。泰戈尔有诗说：“鸟翼系上了黄金，它就再也不能飞翔。”对英雄人格的道德提升无意中倒成为戕害英雄人性的致命武器，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二、侠之变

武侠小说向来都是把“大侠”写成“英雄”，由“大侠”创造“历史”，金庸早期的作品也由这样的倾向，陈家洛、袁承志都有很大的“立功”志向，尤其是郭靖，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侠客在历史上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人物本身也不应只是简单的道德符号。金庸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继续探索“侠客”的前进道路，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开始渐次消解，出现在他书中的主人公不再仅仅是正义的化身，简单的“为侠而侠”，而是具有更多个性解放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异类“侠客”。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或许只有视为郭靖的对立补充面才能更清楚他出现的意义。和郭靖的单纯爽朗相比，杨过的性格中多了些狂放、狡诈和轻佻，甚至不乏自私、残忍等阴暗面。较之郭靖，杨过的形象显然更具弹性和张力，因而他的大侠历程也会艰难得多。杨过生命的主题就是“复仇”和“爱情”，金庸将人物置于传统体系桎梏中，力图表现自由的人性追求和传统礼教的对立，但对小说紧张曲折的情节追求导致了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围绕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小说铺陈出跌宕起伏的情节，支撑起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与此相照应的是杨过内心世界“神性”对“人性”的克服。为了成全杨过，金庸设计了过多的巧合和奇迹，经过冗长的心里冲突和刹那间可疑的顿悟，杨过终于成就正果，得以与郭靖比肩。虽然大团圆式的匆匆收场意味着金庸仍未跳出原有的束缚，但杨过形象的塑造已暗示出金庸对郭靖成功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暗示了他笔下“侠客”发展的潜在走向。

随着传统“侠客”渐渐走出理想乌托邦，英雄人格中的神性油彩开始无情剥落。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能否取得现实的成功，《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所承载的就是这一沉重的文化思考。同样处在困惑中的张无忌已经没有了郭靖、杨过当年义无反顾的自信和豪迈，也没有了积极进取的英雄姿态，他的一生总是在困惑、犹豫和拖泥带水地行动，这种被动型人格与其说是由于性格的缺陷，不如说是金庸是在突出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君子”人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困窘和尴尬。走出“冰火岛”这一世外桃源的张无忌处处表现出他和这个世界的不协调。即便在主人公浪漫温情的爱情故事中，也弥漫着波诡云谲政治氛围。张无忌一生都在为情所困，为爱所苦，完全失去了他的英雄气概，而且即便是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掩盖不了张无忌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金庸对此也显得很冷静：“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领袖。……天朝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3尽管张无忌具备极高的武功和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时折射出郭靖、杨过成功的可疑。

三、侠之疑

随着金庸写作一步步逼近现实，金庸早期极力维系的英雄神话也濒临破灭的边缘，他本人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个时期的作品出场人物性格复杂，正邪的界限渐渐湮没，传统的“侠客”意象也渐渐模糊。

在这种怀疑的痛苦中――旷世大侠萧峰出场了。作为金庸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萧峰具备了一切英雄所可能具备的全部素质。他睥睨天下，目无余子的人格魅力，英雄豪情让人心折。萧峰不幸生于英雄末世，正处在怀疑困惑中的金庸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把他推上一个虚幻的英雄宝座。萧峰存在全部价值就在于一个英雄走向毁灭的全部的悲剧性启示。不同于金庸前期创作中英雄们建功立德的行动路线，萧峰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揭示出自己的身世之谜。萧峰矢志以求的真相就是，他确实是一名被汉人收养的契丹人，因而他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成为他的敌人，在汉、契丹的冲突中，他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萧峰的传统大侠人格受到严峻考验，金庸前期创作中极力张扬的民族意识、英雄道义也已是危机四伏。

直到走出了传统英雄道义、英雄伦理的阴影，萧峰才真正表现出他的英雄气质。“萧峰从个人的不幸走向对人类所有罪恶、仇恨的同情和悲悯。”4最后，萧峰出于对汉人、契丹人“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为“宋、辽两国千百万生灵着想”，阵前胁迫辽主，在宋军和契丹人宣称百年和好之后悲壮自尽。萧峰最后已超越了个人私仇和狭隘的民族观，走到了一个英雄所能走到的最高峰，但仍不可避免地死于“以下犯上无颜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正统之手。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中的金庸已经无力续写英雄神话，无法为绝望中的萧峰指点迷津，于是巨星陨落般的英雄之死成为唯一的选择。

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已成为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巨大障碍，他无法绕过这一障碍心安理得地继续他的英雄演义。随之而来的《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冲已被置于江湖世界的腥风血雨中，彻底放弃了建功立业的传统大侠成长道路。这不仅仅是源于金庸对传统“侠客”人格的失望，更表现出他试图以现代意识来修改传统模式的努力。作为一名“大侠”，令狐冲第一次强调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关心的不再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而是个体存在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随着江湖世界的阴暗日渐浓厚，令狐冲思想中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的倾向此消彼长，令狐冲归隐的迹象已是越来越明显。尽管令狐冲在归隐的同时获得了爱情，但这温馨的一笔丝毫无助于削弱整部作品的沉重和苍凉，面对滔天的浊浪，令狐冲也只是独善其身而已。

四、侠之反

萧峰之死和令狐冲的退隐标志着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走到了尽头。最后出场的韦小宝彻底褪下了“侠义”的外壳，他既无“武”又无“侠”，只学会了一套逃跑功夫，处处只顾自己，毫无大义。他的口号是：“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韦小宝的言行自始至终都是在侠义与非侠义之间摇摆不定。他的“英雄之举”往往是以“赌运气”、“撞大运”的方式做出决断。韦小宝始终是以反武侠正统的形象出现的，即使不追究他行侠仗义的方法与过程，他仍做了许多“不忠不义”之事。但就是这个小流氓、小无赖却做出了斩鳌拜、退罗刹、复台湾等利国利民的大事，如此文事武功，让金庸笔下的“大侠”们相形之下无不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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