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全能匠师 玄武门之变相关资料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氏兄弟二人配合仍算默契，直到建立唐朝。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听从魏征的引导，收服被李世民重创的窦建德尝试拿回兵权，李渊也尝试任用裴寂，最终导致大败，不得不再用李世民领兵。

经过长期的斗争，李渊的偏袒下，功臣集团无罪被贬，太白经天，李渊的猜忌愈加严重，以李世民为首的功臣集团，为求自保，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开启了22年的“贞观之治”。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晋阳起兵是李渊本人的主意。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奉李渊的敕令写的，成书于武德期间。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大唐创业起居注》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可见是李渊让温大雅著作的个人传记，因此这本书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

随着唐俭墓志的出土，《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所塑造的李渊雄才大略没有犹豫就拍板的形象不攻自破。霍邑一事《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征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见后直接决定的，功劳主要归入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而唐俭的墓志却表明了阻止霍邑退兵是他最先提议的，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将计策告于李世民，也才有了李世民后来劝阻一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为后世五代宋朝修订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资料之一，五代与北宋两朝的史官同样也没有采纳《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观点。明人胡震亨怀疑，温大雅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李建成是太子，所以才加上了李建成的名字，还让他“压番”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共同谋划，并答应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为建成尽死效力，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组成太子党，一起排挤李世民。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3]但这更多的却是司马光受宋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风化看的很重，觉得一个继承人就不应该有兴趣爱好，才会将这段记载认为是抹黑，事实上，当时的世家子弟都有这些爱好。历史上司马光曾因为风化，主动向西夏国割让原本属于宋朝的两千里土地，而在其所著作《通鉴考异》中也记载“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7]，可见司马光主观性认为“玄武门之变”有伤风化，也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何会对李渊李建成等人有所好感为他们说话了，也因为这一主观因素在《资治通鉴》中引用中唐期小说《隋唐嘉话》记载：李世民对于朝中形势犹豫未决，询问李靖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推辞了。[8]《旧唐书》多取于唐官方原始史料，对其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李靖李世绩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9]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看过由房玄龄所修改的精简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对于玄武门一事有异议，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之后魏征赞美太宗：“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14]史书记载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然直至今日所见史书中依旧皆知李世民是如何射杀了李建成，而不是言语含糊，李建成造反李世民平叛诸如此类，这一点都应归功于李世民对于史实记载真实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