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第六章 重农抑商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为此，清朝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清朝统治天朝以后，特别注意继承封建主义的那一整套历史正统，其中包括重衣抑商政策。康熙曾亲绘“耕织图”，以示其钟爱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雍正一再颁布“劝农诏”，重申古代“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雍正二年诏），“农事者”，却是“久安长治之本也”（雍正五年诏）。有趣的是，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看，也主要依靠农业税，如果再加上封建垄断性的盐课，就占了岁入的绝大部分；而真正的商业税，所占比重很小。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的岁入总额约为四千余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部关税（包括常关及海关）只收入四百三十二万四千零五两，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那时清朝对外是四口通商，该年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个海关的税收加在一起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两，还占不到财政岁入总额的四十分之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据《粤海关志》的记录，粤海关的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比起农业税来，仍然微不足道。所以清朝官员认为海关收入“自天朝视子，则无关于毫未。”

清朝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至于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天朝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