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上你的字 恋上你的字

五岁时，我便成了附近乡邻眼中的“神童”，备受褒扬。每次出门，父母都得将我紧紧护住，深恐我遭受那些趿着鼻涕的“女粉丝”的疯狂围攻。以至于小小年纪的我早早就对“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深有体会。

之所以如此耀眼，究其原因，可能跟母后大人生我前梦到有斗大的星子坠入腹中有关。文采风流的我在同辈小儿尚在撒尿和泥巴的年纪里，就可出口成章。五岁不到，便出了第一本个人诗集。两百多开的硬壳日记本，曾一度惹得乡民们争相传阅。那些握惯了农具的糙黑老手，细细抚摸过净白纸张上歪七扭八的文字，嘴里呢喃着狗屁不通的句子，脸上咧开好大一朵菊花。那种欣喜，直逼在野地里拣到好大一坨牛粪。

众人只看得见我头上的光环，却不知这光环背后的心酸。那些爬虫般的文字，其实是我童年的一部血泪史。而那本日记，等同于我的奥斯维辛。

我与文字结缘，始于父亲。在动荡岁月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父亲，从学子一下变成终日埋首贫瘠土地刨食的农夫。那种心里落差，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所以，自我呱呱落地起，我就成了他梦想寄托的最好载体。

父亲是家中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他从不搞什么“自由”和“民主”，只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的封建教条。打识字起，拗口的唐诗宋词便成了我的恩客，每日三百字的日记，更是即便天崩地裂也要完成的任务。彼时，词汇量不足一千的我为了凑够三百字这个紧箍咒，每天都想肿了脑袋。因为用的太多，以至于如今我的头围足以傲视群雄。而且，还养成一个坏毛病：但凡见到任何印有文字的东西就会饿狗扑食般扑上。这一条件反射至今犹存，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我是丐帮弟子。这“文字狱”让我小小年纪就对人生开始了怀疑，但稍有怠惰，父亲便会大刑伺候。那根质地与韧性堪称上品的竹棍，至今仍高悬在我记忆的天穹，时刻散发着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般的赫赫光芒。

在父亲不辞辛劳的殷殷教化下，我的语文成绩是飞速提高，作文更常常被逼拿来全班当众朗诵。记得曾取得的最高成就，便是荣获全镇小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当然，我们的镇人口并不少，怎么都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应该值得骄傲。

我得奖的经验，就是一个“抄”字。无论是叙事、写人、议论抑或是写景，都从我的百宝书——《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搬来一篇。待上场之际，稍加润色改头换面一番就变成了我的原作。值得庆幸的是，当年的那些作者根本没有丁点版权意识。否则我今天像“小四”一样身败名裂不说，官司败诉后定要将祖上传下的几亩良田典卖干净。

记得我斩获最高荣誉的那篇文章，也是抄来的，题目还恶俗得很，叫《我的母亲》。文中，我用娇柔做作的语气，描写了一位勤劳的母亲于深夜的昏灯下，用皴裂的双手替上学的儿子赶制一双布鞋的情形。后面用很大篇幅高调颂扬了母爱的伟大。

其实那时早过了困难时期，我家中都已添置了摩托彩电，母亲大人制鞋的技艺恐怕早就遗忘。更别说她那双细嫩光洁，天天擦高端护肤品“百雀羚”的手，哪里还有半点干枯皴裂的劳动人民的手的影子。

由此可见，父亲的棍棒教育从小就把我培育成了一个只知掠夺和窃取他人果实的法西斯、强盗头目。往后的日子里，我在“抄”字一途上越走越远。我仿过志摩的诗，摹过金庸的笔，还写过爱玲语气的玄幻体。这些涂脂抹粉的东施，大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着实叫人反胃。

正当我在文学这座圣殿门口如无头苍蝇般乱撞之时，一本书有如神启，黄钟大吕般唤醒了我的阿赖耶识，使我豁然开朗。

这本书是西川所著的《唐诗的读法》。书中在介绍唐初诗人王梵志时，评过胡适先生一段话。他说胡适先生对诗词缺乏一种文字的靠近和占有能力。这句话犹如千均重棒，“咣”一下砸在了我的天灵盖上。写作这些年，我只是简单的模仿、复制，空有其形，未具其神。换个说法就是：此前的我就是那些文字的一条狗，会刻意为了用它，而被其牵着鼻子走。

西川先生的一席话，唤醒了我血脉深处的强盗基因。从此，我便要农奴翻身把歌唱，做这些文字的主人了。我要把这些掠夺来的文字关进我心灵深处的诏狱，挨个烙上属于我自己的领主印章，并猖狂地向之宣告：你们过了我的目，入了我的心，将来还要打我的笔尖流淌出去。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奴隶！

文字们一个个如赤裸羔羊般战战兢兢，“呼啦”跪了一地，撅起屁股山呼道：“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写到此处，定会有许多正义之士拍案而起，须发皆张地欲将我这厚颜无耻之徒置之死地。我冒着口诛笔伐下死无全尸的危险，还是想把胸中的鼠目寸光一吐为快。我认为，文字这东西自作者身体里喷薄而出，这些生命力旺盛的小蝌蚪游进读者的大脑中，再与读者思想的卵结合。那一刻起，一种全新的东西就已孕育。这与生命的诞生何其类似，怎能粗暴的界定为抄或没抄呢。

此刻，我披着别人的皮，舞者他人的刀，还面无愧意。我就是恋上了你的字，你又能奈我何？除非仓颉再世，否则老夫就敢壮着胆子把爪子按到《新华字典》上，庄严起誓：狗才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