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离县城50公里的小村有一寨子的人,那里的大部分中老年人有一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我父母亲的婚姻是双方父母(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办的,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婚前从没见过面,只有媒人作为中介传递双方的意思,作为媒人,为男方(我父亲)说媒这是有威严的,是有权威性的,是有效的婚姻,即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父亲母亲在198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见面了,父亲带着母亲向亲朋好友敬茶,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大喜之日。一年后,我大姐出生了,我奶奶给母亲煮了鸡蛋。第二年,我二姐出生了,奶奶给母亲煮了鸡蛋,可村里开始有了闲言碎语。第四年,我三姐出生了,奶奶给母亲煮了鸡蛋,村里的闲言碎语从村头传到了村中头。第六年,我四姐出生了,奶奶给母亲煮了鸡蛋,村里的闲言碎语从村头传到了村尾。第八年也就是1996年我出生了,奶奶给母亲炖了鸡汤,村里的闲言碎语传遍了整个村,甚至到了隔壁村。“怎么又是女娃?”来自父亲灵魂深处的发问。
两天后,村里的一个阿婆找到我父亲,对我父亲说隔壁村的二婶子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说正好前两天母亲刚好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问父亲愿不愿意送给她。我父亲坐在地上,用烟桶抽起了烟草。随着烟草的烟从父亲嘴里一缕缕地冒出,父亲缓缓地吐出仨儿字:抱走吧。阿婆满意地回去告知结果。第二天,隔壁村的二婶子来抱我了。刚抱起来,离开母亲的怀抱,我就哇哇大哭,母亲忍着剧痛从床上爬起来拼命护住我。看着刚出生几天的我,父亲有些于心不忍。奶奶也过来护我,说就算用米汤也要把我养大,这样我就被护下来了。
家里五个女娃,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中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正是由于这种无形的压力把我父亲的犹豫推向浪尖以至于父亲会说出那三个字。我爷爷是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但在我三姐出生几天之后就驾鹤西去了。我爷爷生前很喜欢逗我姐姐她们,爷爷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我奶奶亦是如此,即使这样,可最终也无法胜过那些言语带来的无形伤害。
随着一声一声的哇哇声我渐渐长大了,会爬会走会跑了。随着我们五个女娃的长大,大姐二姐面临着上学,家里的经济压力从无形到有形变大了。我一岁多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了。姐妹五个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走到哪把我背到哪。大姐二姐则是去最近的一所很破旧的学校上小学,而奶奶带着三姐四姐背着我在家做做饭,做做家务。一个老式的按键手机是奶奶与父母亲联系的唯一桥梁,所有的辛苦心酸都通过这个桥梁互相诉说。
那是我们还小,不懂得思念是什么。过年则是我们最期待的日子,因为过年有压岁钱,过年有好吃的,过年可以买小鞭炮。父母亲外出打工的第一年,他们没有回来过年,给奶奶打了点钱让奶奶买点好吃的给我们过年。当时只听说是过年了,奶奶很早就起床去镇上唯一一个邮政储蓄银行去排队取钱。随着夜晚的降临,点上一根蜡烛,奶奶煎了五个荷包蛋,蒸了一碗石磨玉米饭煮了一碗红豆酸菜汤便是过年了。
父母亲第二年回来了,回来看望奶奶外公外婆。由于我经常哭闹,我三姐调皮捣蛋,我四姐斯斯文文,所以父母亲就打算把我和三姐带在身边,把四姐送到外公外婆那里。奶奶一个人便是在家带着大姐和二姐上学。父母亲在省会的一家饲料厂打工,把我和三姐带在身边。听母亲说,我小时候很爱哭,怎么哄都哄不好,他们甚至还找人算命,给我拜了干爹,我依然爱哭。所以,父亲不得不天天把我背在背上,直到我弟弟的出生。
奶奶得知我母亲怀上了,便去庙里烧香拜佛,祈祷上天让母亲生个儿子。2000年,弟弟出生了。亲朋好友都前来拜访,家里摆了两桌客人皆是为我弟弟的出生庆祝。弟弟满月了,父母亲便带着弟弟外出打工了。从此我就和五个姐一起在家里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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