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大唐，默默签到成圣 杨广生平传（6）

六、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信用群小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北巡启民可汗帐，赋诗曰：“呼韩顿桑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大业十二年(616)，炀帝游江都前，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由此可见他文才之一斑。他常自负自己的才学，瞧不起天下的文人，不欲他们在自己之上。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

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早在北齐时，即受到南北士人的称美。每有新作，上至陈后主，下至一般文士，争相吟诵。因此遭到炀帝妒恨，当他被诬杀时，炀帝得意地讽刺他说：“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被杀时，炀帝颂其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问：“你还能作此语吗?”

一个君临万民的帝王，竟和一般文士计较才名的高下，并且如此嫉贤妒能，在古代帝王中确是罕见的。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曾露骨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就不喜欢人进谏，那些位望高的进谏是为了显名，我就不耐烦。至于卑贱之士，我虽能暂时容忍，但终不让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吗?”可见他喜欢的是阿谀奉承的群小，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

炀帝既然不能听言纳谏，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任元帅长史，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总算知道他的才能，重新启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姿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天朝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颎的意见。三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庭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连道衡自己也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里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炀帝恶闻已过，就连对被他杀掉的人也不能有点思恋之情。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炀帝北巡至太原还特意到张衡家喝了三天酒，临行又赏赐给他土地、良马、金带等，在朝中所受的恩宠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张衡这人虽助纣为虐，总算良心没昧，进了几句直言，但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炀帝复幸汾阳宫，见张衡身体没有损瘦，以为他不思悔过，又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临死时，张衡说：“我作恶多端，怎么能希望活得长久。”这个专制暴君非但不听忠言，连人家长得胖一点都不允许。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庚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象右尚方署监事耿询、内史侍郎萧瑀、候卫将军杨子崇、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都曾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也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合的应声虫。如果炀帝能稍微采纳一些臣下的劝告，还不致落到那样的下场。

我们再看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他帮助隋炀帝登基后，又营建东都，平定杨谅的叛乱，被任为尚书令。又拜司徒。杨素虽有文武之资，却专会奉迎主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邸店、水硙、田宅以千百数，家僮数千，后庭妓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由此他功名满盛，也引起了炀帝的猜忌。杨素有病，炀帝派御医诊视，但恐他不死。后来炀帝对侍臣说：“假如杨素不死，早晚我要诛灭他全家。”杨素的弟弟杨约奉炀帝之命亲手缢杀了太子杨勇，炀帝高兴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果堪大任。”没几天，就封他为内史令。

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任左卫大将军，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616)，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象这样勾引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派廓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竟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却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夜，大业殿失火，他以为是人民打进来了，吓得连忙跑到西苑，藏在草里，灭火后，才敢回来。夜中睡觉，也胆战心惊，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农民起义把他搞成这个样子，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盗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有一次，炀帝问侍臣“盗贼”，宇文述欺骗说：“越来越少了。”又问：“比原来少多少?”“还不够十分之一。”这时恰巧纳言苏威在跟前，揭露说：“起义之患越来越近，以前在长白山，现在在汜水。往日的租赋丁役都没有了，其实这些人都化为盗贼了。以前所汇报的情况都是在欺骗陛下，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措施，酿成今日之患。大业十一年，陛下北巡，被始毕可汗围在雁门，为了激励士卒，已答应不再兴征高丽之役，现在还要征发，盗贼怎么能平息呢?”后来，苏威为了让炀帝知道天下盗贼究竟有多少，当炀帝问伐高丽事时，回答说：“远征高丽，不用发兵，只要赦免群盗，可得兵数十万，派他们东征，足以灭高丽。”御史大夫裴蕴说：“苏威不逊，天下那有这么多盗贼?”炀帝狠狠地说：“这老家伙奸滑，以盗贼威胁我，想堵我的口，待以后再收拾他。”裴蕴当然心领神会，派人诬告苏威私通突厥，被免职为民了。

还有个内史侍郎虞世基，见隋炀帝恶闻盗贼，凡诸将及郡县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即行扣押或篡改，只和炀帝说：“一些狗窃鼠盗之徒，很快就会剿灭，陛下不用担心。”隋炀帝也乐得臣下这样欺骗他。有使者来汇报盗贼的情况，以其妄言而杖之。这样，起义遍布海内，这伙人仍麻木不知。太仆卿杨义臣击降河北张金称、高士达等义军数十万人，向炀帝汇报，炀帝叹曰：“义臣降贼怎么这么多呢?”世基又进谗言：“义臣拥兵太重，久在前线，恐不合适。”炀帝便令义臣放散士兵，起义又重新掀起。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对裴、虞二人的行为实在看不下眼了，劾奏说：“裴蕴、虞世基久典枢要，四方告急，不作汇报。盗贼数多而向陛下汇报数少，发兵不多，往往使官军失利。所以使盗贼势力越来越大，应治他们二人的罪。”又一个佞臣大理卿郑善果马上跳起来：“云起诋毁名臣，所言不实，诽谤朝政”炀帝就不问清红皂白将云起贬官。

虞世基、裴蕴、郑善果等人麕集在炀帝周围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集团。真可谓主昏于上，臣谀于下。在上者拒谏饰过，是非不辨，生杀任情;在下者欺君罔上，颠倒黑白，陷害异己。昏君、奸臣当道，智者缄口，明哲保身，又处在万民困蔽，天下骚动的形势下，隋炀帝的命运就只有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