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往事第八章风波

浮生往事

无名泽

都市言情 | 都市生活更新时间：20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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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上学的路上，常听有些低年级的同村学生说学校要收什么建校费，而且只收利辛县的学生，一开初就觉得太不合情理，而断定是谣传，没当一回事。这不仅是因为这钱收得毫无根据，而且此前学校曾经向每个同学都要了12元的“建桥费”，而今校门口大桥的桥墩还没有下好，怎么能又收起建校费来？

但是，不信归不信，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那天早晨，每个利辛县的学生手里，都多了一份写满政策理论的信纸，这是校领导们给每个学生家长正式下发的敦促信。

信还没有到达家长手里，敌意兴浓的学生们就已经把它撕掉，或者揉成了一个小纸团扔进了水里。

大伙商量好了：“收这钱毫无依据，名不正言不顺，分明是非法敛财！”“就是不交钱！看他们能怎么样！”“如果真逼着不让上课，就给上级写信告他们的非法行为！”

孩子们很有信心，满腔愤懑，对这些校领导们丝毫不觉畏惧，因为大伙相信公理、正义，相信上级，相信更高的领导们肯定是公正无私的。

当然，我们几个初三年级的是最坚定的鼓动者，低年级的学生们对我们是特别的信服，他们甚至笑着得出结论：“只要一告上去，这几个贪污犯就得被抓起来！说不定，我们还能上电视呢！”

上午上学时，果然大伙没有一个拿钱的。当那些平时令人尊敬的先生老师们，伸头缩脑的来索要时，大家都以沉默作为回答，以不作为来与之抗衡。很明显，矛盾激烈的两方就这样不可调和的对立起来了。

但校领导毕竟是领导，他们有自己的杀手锏：“这是我的地盘，你不听话，不给钱，你就给我滚蛋！”

下午，老师们果然使出了这招：“不交钱的，都给我出来！”

大家仍然不动，只是瞪着眼瞅着这些面目狰狞的为人师表者们。

“那好，等着我点名才出来是吧？”说完，那老师对这一张纸念了起来。我们仍然全都不动，这时候我的班主任终于亲自出马了，他一个个的把他的学生请了出来。

大家没有回家拿钱，却聚在一起议论着对策。

我在这中间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我坚定地认为校领们无权擅收“建校费”，这分明是为了贪钱而要钱，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反对他们才是正确的，而且是正义的，是应该去做，而且是一定要去做的。

“谁也不要回家拿钱！我们不能就这么屈服！我们的家长每年都交那么多的税费，里面就包含建校费，既然早就把钱交过了，怎么能让我们再教两次呢？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这钱我们坚决不能交！”

大部分孩子都满面欢喜地接受了这观点，当然也有少数人唉声叹息地摇头：“还是算了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每天都撵着不让你上课，你不就没门了吗？”

我料到会有人这么说，这是很现实的，想了一会儿，我对着那些怀疑的目光，细细地讲开了：“是这样，人在屋檐下，也是可以不低头的。那就是拆了这屋檐。既然站在底下嫌矮，那就给它拆掉，再盖个新的高的。那样，人在屋檐下，不也就可以不低头了吗？现在这所学校也是这样。现在的校领导们就是这屋檐，我们就是要拆除它！这个学校也确实应该改变一下了。大家也能看到，在这里能学好吗？纪律松弛，教师工作消极懈怠，不想着把教学搞好，就想着怎么从学生手中挣钱。我们父母用血汗挣来的钱，怎么能这么容易的就被这些些小贪官们败祸了呢？”

“吕岳峰老师说这个建校费你们尽管不要交了！”一个名叫李军的复习班男生在人群中说。

“真的吗？”听了这话，我顿时心中大喜，感觉一下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再那么孤立无援了，吕老师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恩师。

“嗯！”李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他说这钱收得很不合法，不合理。”

“走，我们写信告他们去！”我和李军异口同声说。

“给谁写呢？”我问。

“给镇上，县上都不行，还是市里写吧！”李军好像早就思虑成熟了，领头在前面走了，其他的大小孩子们在后面跟着，活像一支游击队。

中间李军个子最高，他眯缝着一双细细的眼睛，精明的笑着。

人群里秦子亚忧虑地说：“得小心点！让老师知道就坏事了！”

思索一会儿，李军提议：“这样吧！一年级的跟二年级的，先回去，能进学校就在学校里学习，不能进，就回家去吧！”

我补充：“写信的事儿，别跟任何人说！初三班的，愿意来的则来，不愿意来的也回去吧！”

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李军、秦子亚、贡献、秦争辉，和我。

我们来到大街上，向北面邮局的方向走来，商量着这信的写法，直到来到了大街上邮局附近的一个干净的大石板上，这才停下来开始写信。

我来说，李军执笔，其他学生提醒，这封信很快就完成了草稿。李军又快速的认真抄写了一张，工工整整地署上名字，我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贴上邮票，李军把信投入了邮筒。

这期间，秦争辉一直在看《英语导报》。

“你们害怕吗？要是这信失败了，或者叫老师知道了，我们俩很可能会被开除的！”

“不怕！”李军笑道。

“你们别写真名就好了！匿名信更安全些！”秦子亚说。

“不怕，稿纸我留着呢，要是那封被截走了，我就再写一封从镇上邮过去！”李军放声说。

我心中想，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被开除了，我非得到阜阳去问个明白不可！不然，我是不会甘心的。

我们回到学校后，老师们正在上课。其余的学生，有的已经回家，有的则混入了教室正在听课。

我们几个都是三甲班的，见要钱的老师不在，只有马子玉老师在那里讲课。

“咱们喊个迟到，也许还能进去！”秦子亚小声说。

“试试吧，马子玉认识我们，但说不定不会阻拦呢！”我说着，走向教室门口，站定，喊了声“迟到！”

马老师愣怔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和谐地说：“好，进来吧！”

我们进去了。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听完这节几何课。下课后，好朋友秦玉凑过来问：“上一节课你们上哪里去了？”

“我们，在大街上瞎逛呗。能干吗去。”周围同学很多，我只能隐瞒真相了。

秦玉不再发问了，马晓亮坐在我的南边，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看着书。李军就在我前面一排，他笑着和身旁的人搭着话。

出乎我们的预料，那些“先生们”下午没有再来要钱和赶人。

晚上放学时，我跟秦争辉很晚才回家，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在即将分手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到底能怎么样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问他。

“那封信不一定起作用。这钱是免不了交的。没什么办法。”秦争辉一语道破，为何他会对那封信那么不热心。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野地里风吹得很凉，呼啸着划过夜空和原野，天空黑得如同灌满了墨汁，一颗颗闪烁的星辰明亮而高远。远近的村子透出数盏黄白的灯光。

面对着这深邃的黑暗，秦争辉说：“斗，倒是可以跟他们斗斗。明天我们俩联手跟他们论理去。”

说完这话，他茫然的叹了一口气，向自己的村子蹒跚的走去。

我也沉默，兀自走回自己的村子，盘算着如何跟他们说理，想了很多话，自觉地很有说服力和辩解力，兴奋得想：“嗯！明天就这么跟他们说，最好还要有一个谈判桌！……”

“这些校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平时都是文明人，知书达理的，和他们评理应该会没什么问题。”如此思忖着，以便打消可能面对的恐惧和尴尬。

不过最后还是担心到时候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极可能的。毕竟我本来在公众场合就不善言辞，这是一大缺点。为了以防万一，我不得不作了别的打算：“不如把这些话记在纸上。对，干脆就写一封信，一封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在信上跟他们评理，岂不是一样的？”

我决定写信，回到家里，冒着秋凉，写到三更半夜，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把这封信完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两张纸，装进衣袋，才睡了觉。

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有老师来赶这帮孩子们。

然而上午，那群校领导又一起走过来了。在教室门口站定，开始点名赶人。

大家服从命令，不得不一个个走出教室去。

我把课本托付给马晓亮，理直气壮地走出教室，却发现大家没有一个人按要求回家拿钱的。

等这群校领导完成点名赶人的任务出了教室，发现教室外的情形，个个都显得很惊奇，团支部书记刘伟也在其中，他眯缝着半笑得眼睛，撇着嘴看着这批学生。

“你们咋不回去拿钱去？”一个领导问，不过口气里威严不足，笑意有余。

“家里没钱怎么拿？”李军以笑对“笑”。

“你会没有钱吗？看你那西服穿的，皮鞋穿的……”刘伟刻薄地讽刺着，依然半笑不笑的。

李军不笑不说话了，站在那里脸红红的，显得甚是尴尬。

秦争辉跟刘伟打起嘴仗来，我隐约中听到他很悲愤地说：“拿不出钱来你们可是要我出血？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去卖血去……”

只见刘伟同志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奇迹般的变得通红起来。他窘迫了好一会儿，这才镇定下来，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击：“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不过30块钱，这才多少钱？我就不信你拿不出来！少买一件衣服不就有了？哪有那么严重？”

不出我所料，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我想说诸如“这钱能拿出来不错，但是也得分个该拿不该拿，现在农村里税费那么重，每年就一亩多地那么点收成，还得买化肥农药，还得交学费。我们家长每年都交了那么多苛捐杂税，里面就包含有教育方面的提留款建校费，虽然我们是利辛县的没落到太和县官员的手里，可也不能让我们交二回啊。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政府打交道，把这笔钱划过去不就行了？现在各级政府三令五申明确禁止学校收取一切额外的费用，你们这么做不是明知不对还要做嘛……”

我说不出来，既是没有勇气说，也是没有这个能力表达这番曲折的大道理。更何况这里也没有提供给我发挥得空间，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谈判桌”，和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

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好在我早有预备，就掏出来那封我费了好大劲写成的“给校领导的公开信”，递给了其中的一位领导，后来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个性深沉的中年汉子是副校长。

交出了信，我便转过身，喝了一声同伴们，走出了学校。

下午，那群领导的阴影又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又被请了出来。

在操场上站着，大家心里难堪的很，北边隔路就是自己的学校，但是不能进去，学校大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太阳有气无力地低垂在西天的浅云里，它的余晖使大地上枯黄的野草更加黄得逼人的眼。风冷冷的吹着，时节已是深秋。

孩子们不能进学校，但也不愿回家，只是在操场上等着。站着的、坐着的、低着头，默默地。

李军和秦争辉他们已经交了钱，现在我们班的只剩下贡献、秦子亚和我三个人了。

“走，我们跟他们评理去！”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

“走吧！”我仿佛成了振臂高呼的领袖，甩了甩手，大踏步地走向学校大门口。其他学生们纷纷跟了上来。

我们几十个人停在学校大门外的大桥上，对着“长春中学”四个红字默立着，我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看过这个污迹斑斑的牌子，也从来不曾对这几个字如此的生满感慨。

此时，从大街上走过来一个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他穿过我们的人群，径直走向那锁着的小校门，然后打开了门，进去，又转身把门反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