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世通快步来到钻机跟前,看着冲出地面的水柱,心情非常激动。
他问打井人:“到没到设计深度?”
人家说:“设计深度已经到了。如果你需要再往下打,我们还可以再往深处打一点。”
农世通说:“不要再打了,越过砂层反而不好,你们就按计划下管子安泵吧!”
他的这点儿知识,是找水的工程师告诉他的,说下面有很厚的砂层,很可能出现自喷现象,那就不要再往下打了。
现在,人家的预测实现了,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吗?如果下一个预测也能实现的话,这口井的日出水量将超过两千吨;如果这个水平能保持半年不变,到年底,柯季村的居民都能用上自来水。
“乖乖,南荒岗子上打出水来了!丈把高的水柱往上冲!”
“乖乖,那水滴溜鲜清,还有点儿甜丝丝的味呢!”
“真的吗?比西井里的水还好喝?”
“不信?不信你去尝尝!”
“……”
一传十,十传百,柯季村的大男小女都疯了似的,拼命往荒岗子上跑。谁不稀罕呢?从小长这么大也没听说过从地底下往上喷这么高的水柱呀!
“这荒岗子底下哪来这么多水泥?”
人们仨一伙,五一群地从学校门口走过,学生们也不安心上课了。
郝校长通知各班老师,说我们干脆把学生集合起来,一起去看看,让孩子们也见识一下地下喷水的景象。
同学们一听这消息,各教室都像一窝蜂似的,欢叫着往外跑。不一会,全校的学生排着队来到了喷水处。
农世通一看这情况,就招呼郝梅梅过来。
农世通说:“乘这个机会,请打井的工程师给孩子和村民们讲讲地下水的知识,你看如何?”
郝校长非常赞成。她说:“那太好了,我来组织学生。”
“嘟嘟嘟”一阵哨子,学生们按照前低后高的队形有秩序地站好了。
村民们谁来组织呢?村长没有来,治保主任卜贵虎在场,他把两手放在嘴上拢成个喇叭喊:“乡亲们!俺们围在学生后边,听工程师讲地下水的知识,大家不要再嚷嚷了,啊!”
卜贵虎很费劲地喊了几遍,人们还是仨一团、俩一对地随便叙道,谁听他的指挥呢——毕竟是个年轻的退伍兵嘛!
这时季休武急了,放开大嗓门吼道:“都瞎噪噪啥!没听见虎子讲吗?”
就这一嗓子,比卜贵虎喊几遍都管用。
场子上安静了,那位穿着工作服的工程师清了清嗓子,给人们介绍了地下水的一般知识。
工程师讲完了,郝校长带领学生们鼓掌,村民们没人拍手。
师生们的掌声结束了,在后边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掌声,人们的目光很快都集中到那个鼓掌人的身上。
农世通挺挺腰,伸了伸脖子说:“噢,鼓掌的是他!”
谁?村民们都认识:就是柯季村有名的“神拐秀才”——柯兰杨。
柯兰杨随母亲的姓,是柯传芳的儿子。
柯传芳是个独生女。解放前她家比较富裕,土地改革时定为中家。
柯传芳十八岁那年,父母就发布“广告”,说我家要招个与传芳的年龄相当、忠厚老实、身体健壮的“养老女婿”。
不到一个月,果然有人上门提亲,说男孩子很好,叫杨敬钊,与柯传芳同岁,黄杨村人,兄弟四个,他是老小……
柯传芳的父母看了人以后很满意,柯传芳也笑眯眯地点头。土改结束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第二年秋天,柯兰杨出世了。
《淮南子道应训》上有个词叫“乐极则悲”。
柯传芳的家就应了这个可恶的词。
柯兰杨过了“百岁”(小孩子出生一百天)不久,爷爷得了个奇怪的病,还没等抬到县城,就在半路上断了气,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作为“顶门立户”的杨敬钊跪在岳母面前,说妈呀!按规矩俺大不能再进屋了。
岳母不同意,说他把我带去正好,一定要把他抬到堂屋里来。
养老女婿没办法,只好按岳母的意见办。
也不知是“灵验”所致还是事有凑巧,没过一年,四十多岁的妻子真地被丈夫“带去”了。从此,杨敬钊和柯传芳就领着儿子过日子。
柯兰杨四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还有两家邻居的小孩子也得了同样的病,都因喘不上气来而死亡;柯兰杨算是幸运的,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两条腿成了软面弓。后来,他又有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弟弟。
1959年秋冬,华东地区大旱,沟干,塘干,井里无水。
“公社”号召社员在沟底挖沟(叫“沟中沟”),在塘底挖塘(叫“塘中塘”),仍解决不了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冒险在井底下再打井(该叫“井中井”了)。
柯季村没有塘,只有三口井,但三口井都无水可取。
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就要危及人、畜生命的时候,沟东队在农世通的领导下首先深挖老井。
探挖老井的第三天夜里,刚从井下上来的人说井底下好像冒水了,再下去人要千万小心。
农世通趴在井沿上用手电往下照了照,没看到明显的出水迹象,不过他还是对杨敬钊说:小姑父,让我下去吧!
其他人不同意,说你也才上来不久,按轮班还得等三个人才轮到你。
农世通坚持要下去,说快出水了,危险性大,还是我下去。
杨敬钊不干。他说:世通,越是危险你越不能下去,你是一队之长,没有你俺们就没有主心骨了,你咋能下去?再说,下一班是我。
争到最后,还是按轮班顺序,杨敬钊下去。
农世通掏出怀里的小酒瓶递给杨敬钊,说你再喝点酒。
杨敬钊说我已经喝过了,不用再喝了。
农世通又嘱咐他,说你下去一定要注意,只要水冒出来,你马上就摇绳,铃一响俺们就往上拉你。
杨敬钊点点头,说你们放心,不会有啥事的。
他提着一盏马灯,带着短把锹坐在箩筐里,上边四个人拉着绳子将他平稳地落到井底。
大约十来分钟,农世通伸头看看,井下的马灯还亮着。
又过了几分钟,铃还没响,农世通又伸头去看,突然叫起来:哎呀!井下的灯咋灭了?
他急忙用手电一照:坏了!只见水往上翻花却看不到人了。
农世通大喊“快拉绳!”几个人一起用劲——不好,人没在筐里。
就在其他们仨人急速往上提箩筐时,农世通已做好了准备,说快把筐绳解掉拴在我腰上,我下去!
其他人说不行!太危险!
农世通不听他们的,迅速把绳子拴在腰间,焦急地说:再危险也得下,别耽误时间了!你们注意听,只要我一喊,就往上拉绳子!
农世通两手摸着井壁上的砖,感觉老井已到底;新井下去不到一半,他的双脚就试到水了,再往下落,水齐胸脯。他用脚在水下划动,碰到了半沉半漂在水里的杨敬钊。农世通用两脚一夹使劲往上一带,感觉杨敬钊的头浮出水面,他两手往下一抄就托住了杨敬钊的双臂。
这时农世通抬头大喊“快拉!”上边的人就用力往上拉。
糟糕的是:井上的三个人拉不动井下的两个人,还怕把绳子拉断。井上的人着急,井下的农世通更着急——他预感到杨敬钊有危险。
农世通急中生智,往井上大喊一声“备用绳!”
喊声提醒了井上的人,他们迅速把备用绳放了下去。
农世通摸到放下来的绳头,用嘴咬住杨敬钊的衣领,两手在水里瞎摸着把绳系在杨敬钊的腋下,往上大喊:拉备用绳!
等杨敬钊越过他的头顶时,水已经到了农世通的脖子,而且还在往上长。
农世通的两脚蹬着井壁,两手扣着砖缝,利用水的浮力慢慢往上移动。
过了一会儿,他试着腰里绳子拉紧了,知道杨敬钊已到井上。等井上仨人用力把农世通拉上来之后,杨敬钊早已不行了。
杨敬钊的死对农世通打击很大。
一个二十二岁的生产队长第一次处理因公死亡事故,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找到大队长,找到公社书记。
那时候,上级领导都还器重这个年轻的基层干部,给他出主意,帮他想办法,把杨敬钊算为“烈士”,生产队每年按本队男劳力的最高工分数补给柯传芳家工分;还决定柯传芳的孩子在村里上学免除学杂费,等等。
后来,农世通要去当兵了,临走的时候,除了留一身衬衣外,把所有的家当全部给了柯传芳。
他说:小姑,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到部队后就给你来信,如果还有啥困难你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柯传芳擦着眼泪,说这也不能怨你,俺就是这个命,娘儿仨慢慢往前过吧!
农世通到部队以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每年春节前,他都或多或少地给柯传芳寄回钱来,这是村民们人所共知的事实。
去年,农世通回到柯季村的第二天就到她家去了。柯传芳拉着他的手,又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痛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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