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太学 前序8——稷下学宫（一）“求鲜花”、“求打赏”、“求收藏”或“求月票”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

过去部分学者对稷下学宫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即把之称为“稷下学派”。实际上，稷下学宫并不是哪个学派所专有的，而是聚集了当时诸多学派学者的一个议学、议政的活动中心。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权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年在位)时期，说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一前320年在位)时期。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达到其鼎盛阶段。齐湣王(公元前300一前285年在位)后期，因战乱稷下学宫衰落下去。齐襄王(公元前283一前265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得到中兴。齐王建(公元前264一前221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逐步消亡。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梭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干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程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樱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钅开、尹文“气论”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天朝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二代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天朝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