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束沙枣花 橘树

日子不如意的时候母亲总是念叨着：大概有半年没有吃水果了。自从搬家到农村以后，日子越过越紧张，开春，终于父亲为麦种的事情担忧起来，秋收以后尽管麦子瘦秕还是留了一些做来年的种子。上高中以后要坐车到离家75公里外的玉门镇上学，路是我自己选的，父亲说家里苦是苦但你得走下去。要钱要的太紧，我们那里只种一季，秋收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是还营务着一座温室，时刻要人操心，早晚拉放帘子，中午放风，下午合风口，开花的时候人工授粉，一钻就是一早晨，那时候的饭总熬到一两点来吃。但凡遇上大风的天气，一天能跑百八十趟，压膜压帘子，人站在温室顶上吹的晕头转向，满头满嘴的沙子，像是吹着一只木偶人。潮热的温度，又积年累月的钻在里面，母亲渐渐熬出了病。

病是没有医，一拖再拖说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别的地方又紧，病只是拖下来了，恶心咳嗽，腰酸背疼的不行也不见休息。药似乎有了一堆，过期的没有过期的，自己买的亲戚给的反正装了那么满满的一袋子，不舒服的时候翻出来吃了强撑着。对于不幸，生活也只能是这样，即使那时的我产生了如何的心绪，只是平白的担心算了，敬劝的话似乎没有说过，默默地祈祷祝福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但还是终于没应验。我下学的时候见她推着架子车在结冰的路上慢慢的走，菜用棉大衣包裹着，与那个天气一样无人问津。

父亲将仅有的几只羊托付给别人，在西气东输的管道上做些零活。偏偏又让管道磕了背躺在床上。日子每况日下，拮据到不能在拮据。

母亲做饭的时候说没有盐了，那时吃的调料仅仅是盐和自家产的自然。没有盐做出来的饭就没有味道。母亲翻着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出一毛钱来。问父亲有没有一块钱，其实父亲的身上从来没有装过钱，童年以后他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衣服上从来没有过口袋，即若有也是在秋收以后搓了麻子，装在口袋里嗑。我和我弟弟就更没有什么零花钱，从小学到中学除了钢笔墨水之外，口袋里没有揣过两块钱的零花钱。父亲说那就吃点清淡的吧！那时他告诉我们报纸上说油吃多了对人不好，下面得时候菜已经煮在锅里，吃着也别有一番滋味，淡却仍然有味。

到月末的时候，钱还是打了来。尽管我想这只不过最最基本的费用，两百块钱刚刚是伙食费，没有敢多要一分钱，深怕那样加重了家里的负担，不买墨水钢笔本子用着依然让人心疼。我总是忐忑不安着想起父亲又怎么样了呢？收到钱的夜晚我都站在明镜的落地窗之前默默地注视着电视台不停闪烁着的霓虹。在面壁漆黑的房子中父母又怎样愁肠了呢？他们在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为了钱怕是忧愁疯了。突然就想回去，离开这片我并不熟悉并不热衷的土地，回他们的身边去，即使做了农民我也认了，天朝八亿不都是农民么？农民怎么了，种地吃饭一样活着。即使很多时刻我不能理解他，不愿意听他的话摔门而去。只要回去看看他，转身来我也会踏实的多。终于打了电话，说要回去，父亲立刻叫了起来：

别回来，回来干啥又没个人，还不是花冤枉钱，你老紧张省下吃个啥东西，我和你妈都好着哩！那些话太仓促，又觉得对我太嫌弃，那种生冷又让我略感失望，挂了电话总是不放心，有一次他送我来，路上带了干粮回去的时候全部塞在我的包里，说留着下晚自习吃。从早上来一直到下午我劝他和我去食堂吃，他推辞着不去，索性跟我生起气来。那晚我总是不放心他坐上车了没有，借了一辆自行车，风驰电掣奔向火车站，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太多太多的不放心。他是后来告诉我的那天他饿的几乎回不来了，下了车在无人的戈壁走了很久。当我一个人默默地逛遍了那座城市，看冷了行人过客就去城市外的火车站，暗想哪一天如果我离开，生活会不会变的好一些呢？

终于还是回去了，父亲说上个月的生活费还是借人的，第二个月的时候没有，只好把粮食粜卖了，种子的事情再另想办法吧。红花便宜卖了，当时的市价是一斤15快钱，嫌收的价低，后来钱要的太紧没办法，说着叹了声息，卖了就卖了，注定要出这样的事情，逃也逃不掉，后来我失去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也说：人这一生，活着不留下些什么东西也是不行的，以后珍惜吧！诸如此类，不枚胜举。

菜开始真正上市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要推了架子车去卖，日子稍有改善，父亲也常常念叨，这么久再没吃个啥东西了，把人嘴馋的。我们并没有对父母的叨念参合意见。直到门口来了买橘子的，母亲端着簸箕簸出来一些陈麦换了两斤橘子。金色的冰凉渗透肺腑，酸甜如同日子的不幸。

我收集了几个人吃完的橘籽，埋在了温室的一角，愿望有一天结出金灿灿，沉甸甸的橘子来，只要想吃就可以摘得到。母亲却说是不长的，天天去看，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种子没有发芽……

出来做事以后，总是不禁然就看到那颗橘树发芽了，结出了金灿灿，黄橙橙的橘子，父母的脸上洋溢着憨厚的笑，那笑熨慰心田，笑的如同田野中金黄的麦子，在微风中一浪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