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军医圣手，众禽跪求放过 第103章 谁哭嗓门大，谁就先栽坑里

孙秘书愣了一下，随即眼中一亮，用力点头：

“我明白了，主任！这就去办！”

两天后，钢厂大喇叭在午休时段一改往日沉闷的通知播报，响起了一段悠扬的手风琴前奏，紧接着，一道温和而富有磁性的女声传来：

“各位工友、家属，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社区办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公平》。”

广播里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只是娓娓道来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轧钢厂一位姓王的老技工，技术精湛，任劳任怨。

五十年代分房时，他分到了一间半，当时儿子还小，一家三口住着也算宽敞。

可二十年过去，儿子长大成人，娶了媳妇，生了孙子。

老王一家三代五口人，依旧挤在那一间半的小屋里。

孙子大了，没地方睡，老两口就在厨房的走道上搭了块木板床。

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四处漏风，孩子三天两头感冒。

故事讲到这里，播音员的声音低沉下来：

“老王师傅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一次次打报告，却总被告知‘再等等’‘有比你家更困难的’。他看着院里有的人家，明明人口没他家多，

住的却比他家宽敞得多。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兢兢业业一辈子，到头来连孙子一张安稳的床都给不了。”

故事结束时，全厂上下，无数正在吃饭、休息的工人陷入了沉思。

播音员没有做任何煽情的总结，只是用极轻的声音补充了一句：

“截至今日，社区办已收到三户家庭主动提交的住房自查材料，其中两户已自愿退还历史超标占用面积，并申请转入公房轮候名单。感谢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仿佛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还在犹豫的住户，心里那杆秤开始剧烈摇晃。

公平，这个被遗忘了许久的词，重新变得沉重而滚烫。

当天下午，就有老人翻箱倒柜，找出落满灰尘的、五十年代的分房通知书，颤颤巍巍地走向社区办公室。

秦淮茹彻底慌了。

她敏锐地察觉到，风向已经完全变了。

林卫国这一手釜底抽薪，比任何强制命令都可怕。

他没有指责任何人，却让所有人都开始自我指责。

再等下去，自己就会被孤立成院里唯一的“不公典型”。

她心一横，决定行险一搏，必须抢在舆论彻底将自己淹没前，以最激烈的情感牌，强行破局。

傍晚，大院里人来人往，正是下班回家做饭的时候。

秦淮茹突然拉着小当和槐花，冲到了居委会办公室门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她头发散乱，满脸泪痕，死死抱着两个同样在哭泣的女儿，声音凄厉地喊道：

“林主任！我求求你了！我一个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棒梗还在医院里躺着，我们孤儿寡母的，

真的没地方去了啊！您非要把我们一家四口逼到大街上去睡吗？”

她的哭喊声像一把尖刀，划破了四合院傍晚的宁静。

邻居们纷纷探出头，很快，门口就围了一圈人。

窃窃私语声响起。

“唉，秦淮茹是挺可怜的，丈夫死得早。”

“这林主任也真是的，是不是做得太绝了点？逼着一个寡妇下跪，像什么话？”

“可话又说回来，她家住的确实比我家大……”

贾张氏端着饭碗，站在自家门口，隔着人群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既没有像往常一样冲上去撒泼助阵，

也没有上前劝解，眼神复杂得像是在看一出与自己无关的闹剧。

林卫国听到动静，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他看着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母女三人，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他没有像其他人预料的那样立刻去扶人，也没有怒斥，而是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硬皮记事本，翻开其中一页。

“秦淮茹同志，”

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根据档案记录，你丈夫贾东旭1962年因工伤去世前，厂里分配的住房标准为一间半正房，合计面积约18.4平米。

目前你户实际使用两间正房，外加东侧廊下自行隔断的一间小屋，总使用面积约28平米，超出原始分配标准9.6平米。这个数字，你认吗？”

秦淮茹的哭声猛地一噎，她没想到林卫国会当众报出如此精确的数字。

她哽咽着，下意识地辩解：

“那……那是一大爷看我可怜，让给我的……”

“易中海同志可以发扬邻里互助精神，把属于他自己那一间半的照顾给你，但他没有权力替组织签批额外的国家分配面积。”

林卫国声音陡然抬高，目光如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如今厂里和街道的政策，就是要清查历史遗留问题，要查源头，要看依据。我今天站在这里，

不是要追究谁过去占了便宜，我只求一个真实、一个公平！”

他合上本子，向前一步，面向围观的众人，声音铿锵有力：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都是一个院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谁家多占了一平米，谁家少住了一间房，谁家儿子因为没婚房结不了婚，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今天，我们不谈谁比谁更惨，我就问一句——

这三十年来，咱们四合院的屋子，到底是按规矩分的，还是按谁家嗓门大、谁家眼泪多分的？”

人群瞬间鸦雀无声。

那几个曾经也靠着哭闹或者拉关系多得了半间房的家庭主妇，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不敢与林卫国的目光对视。

秦淮茹跪在地上，浑身冰冷，她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悲情攻势，在林卫国“为所有人讨公平”的大旗下，显得如此自私和可笑。

当晚，贾张氏出人意料地敲开了社区办的门。

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头发花白的退休老太太。

她们是厂里上一届的妇联干部。

“林主任，我们是来提供一些历史情况的。”

其中一位老太太从一个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几张泛黄的复印件，正是七十年代厂区“特困职工临时安置登记簿”。

“按照当年的规定，秦淮茹家的情况确实特殊，厂里批准过两次临时加房许可，让她暂住隔壁空出的那间房。

但是，登记簿上写得清清楚楚，许可有效期只有两年，到期需要重新审核。后来……后来负责这事的人调走了，

没人再催，她也就一直住下来了。”

林卫国郑重地接过资料，仔细核对后，将其归入档案。

次日一早，孙秘书便按照指示，在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历史临时许可追踪”专栏。

第一批公示名单里，秦淮茹的名字赫然在列，旁边用红笔标注着：临时安置许可，有效期截止于1975年3月。

这下，连最后一丝同情都被剥离得干干净净。

周六清晨，院里那位孙子等着婚房的王老太，拎着一把扫帚走到秦淮茹家门口，“啪”的一声，

把一张公示栏的复印件贴在了门板上，唾了一口骂道：

“我家三代人挤一间屋，你一个寡妇带着俩丫头片子住这么大地方，还好意思跪在地上哭？不要脸！”

说完，扭头就走。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

接下来的几天，秦淮茹家门口成了院里的“情绪垃圾桶”。

有人路过时会故意大声咳嗽，有人在窗根下阴阳怪气地聊天，甚至几个年轻工人端着饭碗在院里吃饭时，公开嘲讽：

“咱们累死累活，还不如人家几滴眼泪值钱，哭一哭就能多住一间房，这本事得上哪儿学去？”

林卫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静静地看着院里发生的一切。

娄晓娥走过来，将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轻声问道：

“舆论已经把她逼到墙角了，你不担心她会崩溃，做出什么傻事来吗？”

他摇了摇头，目光深邃地望着远处秦淮茹家紧闭的门窗。

“她不会崩溃。”

林卫国笃定地说，

“像她这样的人，韧性比谁都强。绝境只会让她更狠，更不择手段。而她越狠，就越容易露出真正的破绽。”

远处，秦淮茹屋里的灯光彻夜未熄。

她确实没有崩溃，只是那双哭红的眼睛里，悲伤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淬了毒的怨恨。

这几天，她几乎没有出过门，但每到深夜，却总有人看到她的身影，悄悄地、频繁地出入着前院易中海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