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最强熊孩子 唐朝势力纷争

大唐之最强熊孩子 小熊孩子 军事历史 | 架空历史 更新时间:201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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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世民掌权后新的权力格局

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取得了军权,他本来就久掌重兵,又战功显赫,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顺利掌控住大部分军队还是没有问题的。两天后,他又被立为皇太子,替皇帝总摄国政,把政权又握到了手中。

李世民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握住权柄之后他还面临着太多不稳定因素。历朝历代,政变都容易引发国家局势的动荡。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论皇室宗亲、朝廷大臣、还是地方军政大员之中,都有很多亲信。这些人见太子死了,肯定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受到李世民一党的打击报复,很多人都会有造反以求生的念头。如此以来天下就可能大乱,李世民的位子还能不能坐稳都难说了。

这时对于李世民来说,设法稳住局面、保证国家安定,就成了第一要务。他马上下令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洛阳情况的老臣屈突通亲自去镇守洛阳,稳定好自己的大本营,以应天下之变。同时立即安排自己的铁杆亲信涉足到关键岗位。十二日,就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东宫的总管),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太子东宫左警卫军司令),程知节为右卫率(太子东宫右警卫军司令),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下一步就应当着手安抚李建成的旧部,让他们安心,不要闹事。其实在玄武门事变当天,高祖就在李世民的授意下下旨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向天下各地承诺太子余党一概不加追究。曾在玄武门事变现场率众和李世民作战的原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都不再躲藏,出来向李世民请罪。薛万彻逃亡到终南山里,得到消息晚一些,李世民多次让人告诉他既往不咎,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自己的主人,是义士!”不仅不再追究,后来还都封了官。最能安定人心的是他对魏征的处理。他派人把魏征召来,先是责问:“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早琢磨透了李世民的心理,装作毫不在乎地回答:“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灾难。”李世民便对他以礼相待,加封他为詹事主薄。其实魏征并不是历史上“脸谱化”描述的那样的直臣,他其实很很乖巧,善于揣摩主子的意思,至于他今天的话和以后频频的进谏,都只是善于“卖直”而已,他的“谋国”几乎从来都是以“谋身”为前提,在原则性问题上是不招惹李世民的。这在以后还会论述。此外,李世民把王珪和韦挺召回长安,这两个人都是太子的死党,武德七年因为杨文干谋反事件被贬斥到今天的西昌那一带,现在李世民召他们回朝,让他俩都担任谏议大夫之职;对于原来得罪过自己的罗艺,李世民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半年多以后,罗艺还是因为害怕而反叛,以致身死突厥、传首长安)。李世民的这些做法,虽然都不是心甘情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原**的人心,而且那些人见太子已死、群龙无首,也鼓不起拼死一搏的勇气,不如归顺了事。这些做法基本稳定了局势。

即使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不断强调和宣传。还是有人想借此机会报私仇,有人借此邀宠或实现自己的野心。益州(今成都附近)行台仆射窦轨当时和同事韦云起、郭行方有矛盾,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都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作为秦王党羽的窦轨以前也惹不了他们。现在李建成被诛,窦轨就诬陷说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郭行方侥幸逃脱,逃奔京城,窦轨赶紧派人追赶,但没有追上,郭行方才捡了一条命。

幽州那边也出了一档子事。李世民假借高祖的名义颁诏,派人去幽州征召皇室宗亲、大都督李瑗。我们分析,李世民此举有可能是继续安抚李瑗,进一步稳定太子势力较强的各地的局势,但李瑗没能够理解;也有可能是李瑗和李建成合谋做过太严重的事情,认为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他。反正李瑗接到召他回京的圣旨之后就慌了,担心是李世民要报复,便请来自己的亲信手下、也是自己亲家的王君廓商议对策。王君廓原本是造反起家的,是个出名的无赖将军。李建成一倒台,王君廓心里正没底呢,正好见李瑗来请他商议对策,心里就开始冒坏水了:如果能骗李瑗造反,再捉拿李瑗向朝廷报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说,甚至步步高升都有可能啊。于是他装作很关心李瑗安危的样子说:“李世民不会放过你的,您如果入朝,肯定会没命。现在你有好几万兵马,怎能傻到去自投罗网呢?”李瑗哭着说:“现在我把性命交托给你了,你主持造反吧。”于是,李瑗囚禁了钦差,开始集结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来计议起事。王诜刚到,王君廓就找上门来了,当时王诜正在洗头,听说王君廓来了急忙握着头发出来迎接。没想到王君廓手起刀落,把他的脑袋砍下,提着去向众将官宣告:“李瑗与王诜谋反,囚禁钦差,擅自调兵造反。现在王诜已死,只剩下李瑗了。李瑗能有多大本事?你们是愿意跟着李瑗去死呢,还是打算跟我去同享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跟您平叛。”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进入监狱,将钦差放出来。李瑗一直蒙在鼓里,直到这时才知道王君廓有变,忙率数百名亲信披挂而出,刚出府门就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瑷的部下喊话:“李瑗反叛了,你们难道都要跟着去死吗?”这些人一听,吓得扔掉兵器溃散而去。李瑗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让人抓住李瑷,将他勒死灭口,然后砍下首级向朝廷报功。二十六日,朝廷的诏令下来,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李瑗的所有家产都赐给王君廓。王君廓就这样坑害自己的上司和亲家李瑗,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仕途。

这时全国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李建成的一些党羽还流散逃亡在民间,虽然朝廷连续颁布赦令宣布既往不咎,但他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尤其是李瑗的死更是让他们不安。有的人也采取类似王君廓的做法,出面检举别人立功,地方官也希望能邀功请赏和表白自己现在是忠于李世民的立场,所以接到检举就去抓人。谏议大夫王珪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李建成、李元吉有牵连的人和事,六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不再追究,谁也不许再告发,违者以诬告治罪。”

七月十一日,李世民又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去安抚山东(崤山以东)地域的势力,因为那里是李建成的势力深厚的地方,所以派李建成的原属下去,这样能展示朝廷的对他们的态度,显示朝廷还给他们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机会。在魏征临行前,李世民特意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征走到磁州的时候,迎面遇上州县枷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征说:“我奉旨离京时,朝廷对原来东宫、齐王府的人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您们又押送李思行等人,影响不好,会让人怀疑赦免令。”命令将李志安等人当即释放。太子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夸赞魏征做得对。

这时李世民虽然尚未登基,但已经是事实上的主宰者了,朝廷的人事、尤其是宰相级别的人事任免问题是他必须面对的。他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稳住武德的元老重臣和原来太子一党的官员,来保证局势的稳定;还要安插自己的旧属亲信,逐步掌控朝廷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为将来考虑,要树立起一支可以牵制自己原旧属僚的新力量。因为李世民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他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的主人了。那些旧属会很容易依仗功勋,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现在李世民肯定不能放弃他们,但也要防止受其左右。

当时宰相一级职位的任职情况是,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萧瑀为尚书右仆射,陈叔达为侍中,裴矩为检校侍中,宇文士及为检校侍中,封德彝为中书令,杨恭仁为检校中书令。这七个人之中,裴寂为太原起兵时的元老,而且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虽然李世民不喜欢他也不适合在短期之内动他;萧瑀、陈叔达为元老中倾向于李世民的,宇文士及更是李世民天策府太尉出身,是其自己人,需要保留,至于封德彝,李世民目前还不知道他首鼠两端,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可以重用;而裴矩此前是李建成的太子詹事,需要动一下;杨恭仁则兼任着主管全国人事的吏部尚书,这样关键的职位必须要自己人来充任才放心,所以也要动他一下。秦王府旧属之中,高士廉年龄较大、阅历丰富,可以考虑出任宰相,房玄龄足智多谋有宰相之才,而且忠心耿耿、谦恭谨慎,可以做宰相,其他旧属可以先安排尚书级的职位。至于牵制他们的力量,魏征、王珪、韦挺都已经在朝中担任要职,再把薛万彻等人安排个职位,既可以牵制那些旧属僚,使李世民免予陷入秦府旧属的权力包围圈,还可以继续收服原来李建成的党羽。

考虑成熟之后,他开始行动。七月初三,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进一步强化对卫戍军队的掌控。七月初五,免去杨恭仁检校中书令,免去裴矩检校侍中职务,两人都降级使用。七月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相当于最高检察长),房玄龄为中书令(相当于最高立法院长)。同时,免去裴寂尚书左仆射的职务,继续担任司空,右仆射(**第二副总理)萧瑀升任左仆射(**第一副总理),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加人事部),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七月初七,检校吏部尚书封德彝提升为右仆射,而封德彝原来担任的中书令一职,由宇文士及接任。同时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因杨文干事件和王珪、韦挺同时被流放,玄武门事变后又召回京师。),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长孙无忌的哥哥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靖的弟弟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还把原来太子的死党,六月四日带兵和李世民对抗,失败后逃奔终南山后又遇赦回京的薛万彻,任命为右领军将军。

这样,朝中势力开始形成新的平衡,但这并没有完全达到李世民的目标,原来的宰相大都还在,尤其是裴寂还在,会对执行新政有些阻力,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至于各位大臣,一个个还都有强烈的欲望,大都希望自己还能更上一层楼。

八月初八,高祖正式下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李世民故作姿态再三推辞,高祖也很识相地坚持让位,于是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史称唐太宗。二十一日立长孙氏为皇后。(不久发生突厥兵至长安、唐太宗再次在便桥以金帛换和平的大事,此后唐太宗发奋强兵。本文不作详细叙述。)①到了九月,全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动荡,就连上述突厥的突然来袭也没有给朝廷带来多少冲击,政权总算平稳过渡了。

按照各代的惯例,唐太宗即位之后要论功行赏。九月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太宗说:“朕分级评价你们的功劳,按功劳大小进行赏赐,如有不当之处,你们可以当场提出来。”然后就命宰相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封赏结果,论功行赏,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功劳最大,封赏也最高。于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论功行赏的情形一样,群情哗然,纷纷争功,很多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见状,就下令说谁不满意就站出来说,很多人又不敢了。只有淮安王李神通自恃功大,又是李世民的叔叔,忍不住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应义旗,为大唐出生入死多年。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唐太宗对这些情况早有预料,不然也不会采用这种形势颁布封赏结果。他见堂叔李神通站出来充愣头青,知道他的话代表着大多数武将的心声(其实尉迟敬德对自己位列房杜和长孙无忌之后,也觉得不满,但他没敢站出来对李世民说。)要想维持这个封赏结果,就必须打击一下李神通,不然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于是他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但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你自己活命;后来窦建德侵吞山东的时候,叔父您带兵征讨,却落得全军覆没;再后来刘黑闼纠集余部进攻,叔父您被打得丢兵弃甲、望风脱逃。这可都是你的罪过,朝廷都没有追究。至于房玄龄他们,您不要看他们没有上阵打仗,有了他们的运筹帷幄,大唐江山才得以安定!他们的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咱们这是论功来行赏,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肯定会优待,但不能因为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大家一看皇帝连李神通都给撅了,而且把话说得一点情面也不留,都不敢说什么了。封赏之事就此基本确定下来。

群臣在朝中可以不说,心里还一时难以接受,回去之后还难免议论和发泄(其实这时不知有多少人在发“刘文静式”的牢骚呢)。那些原来在秦王府效力的旧属,看到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原来跟随太子的人,现在官当得都很大,排位都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有这样情绪的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都有谁,但估计尉迟敬德要算一个,程知节、侯君集、秦叔宝等很可能都在此列,他们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找房玄龄,要求房玄龄向皇帝反应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我们跟随主人多年,出生入死,现今的官职竟然还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不公平了。”上面只是史书记载的语言,估计他们当时说出来的还要多,他们不可能不说自己在对抗李建成和李元吉时的辛苦和功劳,史书为尊者讳不便提及而已。唐太宗一听房玄龄的转述,知道这又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动态,需要认真对待。于是就在上朝的时候公开训话:“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我们的衣食都取自于天下百姓,我们设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朝廷必须任人唯贤,怎么能用‘新人旧人’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才,我们也要不用新人只用旧人吗?现在你们不管我任命的那些人是否贤能,只知道抱怨,这哪里是为政之道?”再一次压住了这股风潮。既然唐太宗这么坚决,大臣们就是心有不满也没有办法了。

至此,秦王府旧属、政变功臣大都在尚书省和卫戍京师的十六卫府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原李建成的东宫臣属,大多在门下省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至于武德老臣,要么开府仪同三司,要么御史台,尽量架空或退休,对于现在不能免的,以后再解决;至于那些皇室宗亲,后来大多由郡王降为县公以节约开支。这里值得提一句的是李孝恭,他本是唐朝建立前后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人,不过在宫廷斗争站在了李建成一方,只不过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就被剥夺了兵权和实际的zhengzhi权利,而待遇依然不错,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这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李孝恭原本生性豪奢、个性张扬,不过已经变得夹着尾巴做人,行事很低调、生活也节俭起来。以后到贞观四年他还曾上表拍马屁说李世民功盖天地,应当封禅泰山,一则满足李世民好大喜功的欲望,二则也表示自己心悦诚服、安于听命的态度。最后落个善终,唐太宗还亲自为他举哀。他也是个乖巧角色。

十月初一,日食,唐太宗下诏追封已故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所以后世史家称建成为隐太子;皇弟李元吉得到的谥号是“剌”。二人都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天,太宗皇帝还做出姿态,在宜秋门大哭一场。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不仅同意,还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李建成和李元吉就这样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此时虽然还没有改元贞观,但历史的车轮已驶入贞观的正轨了。这一年,李世民才二十九岁,他的重臣们也大多是年富力强,高士廉五十一岁,房玄龄四十七岁,杜如晦四十一岁,尉迟敬德四十二岁,魏征四十七岁,王珪五十五岁,萧瑀五十二岁,长孙无忌年龄不详,但似乎比太宗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复杂的阶级斗争和zhengzhi斗争;富于统治经验,而且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向往着跟随李世民建功立业。

作者按:

形势的变化会导致关系的变化,秦王府那些旧属,在协助完成了玄武门事变之后,固然有大功在身,但对李世民的重要性不再是那么强了;而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也就产生了,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重要,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仅考虑对旧属僚的回报了。而那些旧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封赏和官位的不满反应,说明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形势的变化。

形势一变,连唐高祖都需要变得乖巧听话,这些人更应该接受。

其实,在企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企业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些元老,多年来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可等公司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往往老板会聘用空降人士担任显赫的要职。于是这些创业旧臣就容易不满,他们往往牢骚满腹,甚至有人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对抗对“新贵”。其实,这都是没看清形势变化的不明智的做法。老板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一是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新鲜血液了;二是他不能老被旧功臣包围起来碍手碍脚;三是自古以来的事实都是,你们帮助取得的天下,分享的时候肯定不会仅仅还是这些人,不然天下就不会稳定,你们的业绩又会归零。

所以,哪个聪明的老板都愿意效法李世民,都不愿意学李自成。如果读者在企业里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能尽快改变认识、调节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八、武德遗臣的悲喜剧

新朝总要有新气象。李世民素来就胸怀大志,此次得了天下,一定也想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何况他本身又背着“杀兄弟、逼皇父”的道德包袱,必须要能证明自己比李建成优秀,才能经受住后世的评判。加上他对武德年间的政事确有不满之处,所以要推行自己的新政。

但是,往旧瓶子里装新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几个前朝老臣虽然都不会在zhengzhi立场上捣乱,但在具体工作中都还带着前朝的思维,尤其是那个裴寂,动不动就武德朝这样这样武德朝那样那样,压的李世民不好说话,李世民为此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暗示他不要再这样,但他依然故我①。要想让他们改变甚至否定以前的做法,帮助推行新政,结果肯定不会理想。还有,他们资格老,新皇帝在他们眼里的份量肯定没有在其他人眼里重。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是很有道理的。房玄龄和高士廉虽然积极新皇帝的新政,但他们的资历远没比不上那几个老臣,职位也没有他们高,所以意见往往受到他们的否决。所以,对于李世民来说,削弱武德老臣的势力、甚至免职几个,都是有必要的了。

那么先动谁好呢?裴寂是暂时还不适合动的,封德彝又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人,所看重的只是利益和需要,他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是新皇帝的死党心腹,就有意识地和他们处好关系,所以时常曲意附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立场,老臣中只有他对新政的阻力较小。那么,应当削弱的就是萧瑀、陈叔达他们了。

封德彝之所以能在武德朝当上中书令而位列宰辅,是当时的尚书右仆射萧瑀向唐高祖推荐了他。按理说他应该感激萧瑀和好好报答萧瑀,但唯利是图的他却没有这样做。太宗即位后,裴寂虽然位高但实权不如萧瑀和封德彝,所以经常有些政事需要二人事先沟通在上报皇帝。有时候,二人在下边商定好了的事情,上奏太宗的时候封德彝观颜察色后突然变卦,说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要不就是当着萧瑀的面模棱两可,等萧瑀走后用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抨击萧瑀的奏章。萧瑀对封德彝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封德彝是屡教不改,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的新贵房玄龄、杜如晦,也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搞得萧瑀很孤立。于是萧瑀愤愤不平,上密奏给李世民,揭露封德彝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龌龊事,而且词连房杜,唐太宗很不高兴。紧接着,萧瑀有因为一件事和陈叔达的意见不合,二人在在太宗面前争辩。萧瑀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说起话来“声色甚厉”,大概还能辅以挽袖握拳一类的动作;陈叔达也是个有性格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两人在朝堂上大吵了起来,不排除他们争吵时涉及到了和玄武门等有关的秘闻丑事,于是李世民很恼火。二十五日,萧瑀、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老臣一下子就少了两个。

封德彝搞走了萧瑀和陈叔达,继续在太宗面前表现。太宗准备要击败突厥,需要扩军和训练,由于经历过隋末以来常年的战乱,人丁至今还没完全恢复,所以面临兵源(成年男子)不足的问题。封德彝为了迎合上意,奏道:“对那些虽然年龄还不到十八岁,但身体魁梧壮实的小伙子,也可一并征发。”太宗求强心切,表示同意。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执行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封德彝多次去和魏征交涉,魏征还是不签署,封德彝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已经同意的,你为什么这样固执?”魏征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未成年的少年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谁来承担?何况,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自然战斗力强,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还说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立即下令停止征召未成年人入伍,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魏征的做法让封德彝失去了一次表现的机会,还让他有了陷皇帝于不义的嫌疑,我们猜想他心里肯定不痛快。

这时候的唐太宗一心图治,也能听进去逆耳的忠言,甚至还鼓励大臣们把不同于朝廷的意见勇敢地讲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鼓励群臣觐见: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罪,唐太宗大怒,要杀了此人,恰好官员孙伏伽认为那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就抗言辩护。唐太宗不仅听从了孙伏伽的意见,而且赏赐了一座价值巨万的花园。有人认为太宗奖赏过重,太宗却说:“从我登基到现在,还没有人犯颜进谏过,今天终于有人开了个好头,值得重奖!”裴矩看明白了领导现在雄心勃勃,而且需要一个“纳谏”的好名声,也故意找机会进谏,巧妙地“逆龙鳞”,博取皇帝的欢心。裴矩就是那位前不久李世民调整朝廷人事的时候,从宰相职位上被降下来、现在担任民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的那个人。他是个聪明人,从宰相变成尚书,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情绪,没有怨言而且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还在尽力领会领导意图,做皇帝希望看到的事情,让自己的情况尽量维持得好一些。当时的官场贿赂横行,唐太宗想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治理,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故意送礼,试探他们,还真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收受了他们的一匹绢帛,太宗知道后要杀他。裴矩进谏道:“官员接受贿赂,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故意派人送礼,是有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如果大家都象他这样,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司马光评价这个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谄媚的佞臣,在唐朝时候变成了忠臣”,我看未必,这个家伙其实是善窥上意,一直都是只做皇帝喜欢的事情,此时年已八十高龄还挖空心思不顾风险地投领导所好,大奸若忠而已。

封德彝其实也能看出来唐太宗现在喜欢有人进谏,但他还是不愿意冒说错话的风险,依然还是选择自己的长项――谄媚。转眼到了公元627年,也就是贞观元年了。大年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让乐队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率兵征伐时候,民间就流传这个曲子了。这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我的功业毕竟是由此而成的,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赶紧拍马屁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文德哪里能和神武相比呢?”太宗严肃地纠正他:“平乱建国要凭借武力,但治理国家却要依靠文德。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见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赶忙磕头谢罪。

太宗一心图治,令宰相封德彝荐举贤才。但封德彝和众多小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嫉贤妒能、压制贤才,所以他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的贤明君主,难道能从别的朝代借人才吗?是你自己不能识别人才吧,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不久,太宗有事紧急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因为进来得匆匆忙忙,没有把随身的佩刀解下来就进去见皇上了。这可是一个大失误!不能不处理。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明白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的亲密程度,当然也会考虑长孙皇后那层关系,和长孙无忌曾经立过的大功,于是乖巧地提出处罚方案:无忌误带佩刀入见皇帝,罚铜二十斤;当时守门的警卫没有发现和阻拦,处死。这太不公平了!但这样荒唐的意见唐太宗竟然也表示同意了。当然此事由于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坚持,警卫并没有被处死,但从此事足以看出来封德彝的嘴脸。

贞观元年三月,有人检举凉州(今甘肃境内)都督李幼良图谋不轨,太宗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兼任凉州都督,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被赐死,宇文士及也就留在那里,朝中又少了一位宰相。贞观元年六月初一,封德彝病死了(他要是不死,估计会陷害报复魏征的吧),宰相的数量继续减少。朝中确实缺少有经验的宰辅之臣了。十天后,萧瑀又回朝继续担任尚书左仆射。一个月后,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开始位居宰辅。

复出的萧瑀向太宗提了一个建议:效法夏商周,把大唐的疆土分封给各位皇子,说那样才会长治久安。太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从此就象着迷了一样总想这么干。萧瑀的这个提议无疑是食古不化,明显会损害大唐的统治,自然会遭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反对。但不知道李世民出于什么考虑,会如此感兴趣,以后的多年,还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虽然几乎每次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但正是这个建议影响了萧瑀的一生,唐太宗每次想分封的时候,都会提升萧瑀的地位,通过他来推行此政。说来真是有趣,萧瑀本不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但这次竟然误打误撞符合了唐太宗的胃口,竟因此而屡屡掌权,真是他的运气。更有意思的是,以他的性格和自信程度,他应该到死都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而是天真地认为房玄龄等是不行的,唐太宗离不开他萧瑀。所以贞观一朝,武德宰相被罢免后还能复职,而且一直能在贞观政坛上频频亮相的,仅萧瑀一人。这是后话

贞观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黄门侍郎(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珪有密奏要上报太宗,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内容估计是告发宇文士及有图谋不轨甚至谋反嫌疑的。高士廉和宇文士及关系不错,就把信扣留了,也没有告诉王珪。结果御史大夫杜淹把此事密告给了太宗,于是太宗马上免去高士廉的侍中职务,调任他命为安州大都督;并同时免去宇文士及的中书令职务,但因关于其谋反的调查结论证明并无谋反之意,便任命他为殿中监。告密的杜淹,得到了和宰相一样参预朝政的机会,宰相之外的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②杜淹是杜如晦的叔叔,原本和杜如晦兄弟的关系不好,曾进馋言让王世充杀死杜如晦的大哥,还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起来,差点饿死。后来李世民打下洛阳后要处死杜淹,杜如晦不愿搭救,弟弟杜楚客却不念旧恶,哭着坚决要求杜如晦救叔叔一命,还以自杀相威胁,杜如晦没办法才出面相救。杜淹这个人擅长阴谋,杨文干的那件事有可能就是他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到如今,他又靠告密得到太宗的赏识,虽然没有升到宰相的职位,但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了。这时候,朝中的宰相就是裴寂、萧瑀、长孙无忌、房玄龄、杜淹了。

九月,朝廷征召王君廓入朝。他就是那个骗亲家李瑗造反又杀亲家以请功的“无赖将军”,他因为坏事做得太多,对朝廷的征召很害怕。恰好当时的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知道王君廓要去长安,就写了封信给舅舅,托王君廓捎给房玄龄。王君廓多疑,担心李玄道告自己的状,于是半路上偷偷拆开了这封信,发现这封信是用草书写的。王君廓不认识草书,更加怀疑李玄道要告发自己,就杀死渭南驿站的吏卒,然后向突厥方向逃跑,途中被村夫杀死。王君廓一生的无赖与阴谋,就这样罪有应得地抛尸荒野。

贞观元年十二月初四,萧瑀因犯了错误再次被免去宰相职务,降为太常卿。至于是犯了什么错误,史书没有记载。估计这次还是和房玄龄的捣鬼有关系。萧瑀出身高贵,虽然比房玄龄大不了多少岁,但资历很老,且个性骨鲠傲气,自然对房杜这些“暴发户”有些心理上的蔑视。加上政见常常不一致,所以他总看这几个新贵不顺眼,和房玄龄、杜如晦总是有矛盾。萧瑀的几次罢相都和房玄龄有关,这次估计也不例外吧。

连房玄龄、杜如晦等新贵的“暴发户”都会让一些人有意见,魏征作为李建成宫中的旧人,坐到现在这样的高位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难免会有人有意抓他的小辫子。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属,私提他们的官职,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知道远离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应该批评。”太宗就让温彦博去批评魏征(这句话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任务),而且告诉魏征:“从今以后,你应该注意一下瓜田李下。”几天后,魏征趁上朝时对太宗说:“君臣之间应一诚相待。如果上下避嫌,那国家兴亡就不好说了。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太宗认为有道理,就说:“是我没考虑周全。”魏征又说:“我很荣幸能辅佐陛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魏征虽然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关,但私下里肯定捏了好几把汗。从此他更需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不然以他的出身,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大祸。

接着,又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说朝廷需要防止外戚的专权了。是谁上奏的,史书没有记载,不排除和诬奏魏征的表章是同一批人所为的可能,更不排除他们是当初秦王府的旧将,所以史书不记名。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所以不隐瞒,假如你我各有所闻却不说出来,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反而倒不好了。”又在朝堂上对百官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我把无忌视如亲子一般,我们的关系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下朝后长孙无忌肯定和妹妹长孙皇后说起了这件事,长孙皇后一直不赞成家族势力太盛,因为那样容易导致灾祸,就劝哥哥辞去相职。于是长孙无忌听从妹妹的意见,一再上奏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坚决请求唐太宗批准长孙无忌的辞职。于是太宗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正月初三,批准了长孙无忌离职报告,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当月就提升兵部尚书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任兵部尚书,还继续是东宫兵马的总管;还提升了刑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继续兼任本职。宰相中新臣的势力又壮大了。

接着,太宗又对房玄龄等几位大臣说:“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大公无私。历史上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诸葛亮大公无私能这样吗?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房玄龄本来就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听到这话的时候,当时的感觉猜想是不亚于一个炸雷:我徇私舞弊了吗?时不时有什么事被皇帝发现了?这是皇帝在敲警钟呢吧?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假。

贞观二年的十月,杜淹病死,朝廷就在十二月把王珪提升为侍中,充任宰相。一个月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正月,武德朝最资深的、也是坚持到最后还盘踞着宰相之位的老臣裴寂被撤职了。李世民早就不喜欢裴寂,从裴寂谗杀刘文静、到李建成、到贞观朝之后还总拿武德朝说事阻碍新政,都是李世民所反感的。唐太宗登基之处,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另外还需要照顾唐高祖的面子和渔轮影响,再加上没有抓住裴寂的什么过错,就一直没有动裴寂。现在天下稳固、时机成熟、机会也碰巧来了。当时有个法雅和尚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而没有上报,也没有处置,裴寂因这件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居住,安享天年,但唐太宗不同意。估计唐太宗担心唐高祖还活着,裴寂要是留在京城,这两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老人万一有什么举措,对新朝廷肯定会是一种威胁。裴寂只好回蒲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朝廷借故流放到静州(今广西梧州),后来死在了那里。

裴寂被罢黜,肯定也会连累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官员失势,武德旧臣作为群体的力量至此完全土崩瓦解,武德和贞观两朝相权更迭的过渡期至于结束了。

作者按:

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的沧桑变化本来也数正常,但同是前朝老臣,不同做法的人却又受到不同的待遇。封德彝是处处用心来迎合上意及新贵们的意愿的,落了个善终。

裴矩本是个擅长于谄媚的人,摸准了唐太宗要名声的心思,也充当了一把直臣,获得奖赏,也落得善终,贞观元年死后谥号为“敬”。他如果多活几年,估计也照样不至于倒霉。

萧瑀是个骨鲠之人,凭他的个性,既不受唐太宗喜欢,也和同僚相处不好,但他误打误撞的“裂土封疆”却中了唐太宗的下怀,所以才能屡次被起复。

可以看出来,揣摩领导的心思、领会领导的意图对仕途的影响是巨大的。唐太宗是一带英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领导本是就是图谋私利、爱听谄媚的人呢?小人们在这方面愿意苦苦钻营,确实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屡屡得势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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