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拾玖
然后我到N城去。我离开N城已经十多年,我走的时候,吕觉悟刚刚从外地调到这个城市,雷红则从此城私奔出走。二OO五年夏天,三个人在N城聚齐,面对面坐着。
就像一九七五年,在南流县体育场,在那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而时光迅疾,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每个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已经走得够远。
雷红一生大起大落,她不像雷朵那样一直在社会之外生活,也不像罗明艳,由低到高令人瞩目,她大起大落。她与一位剧作家私奔,剧作家是能人,折腾各种文化公司,搞影视,又写小说,又兼出版,九十年代初他们有一辆大奔驰,雷红还出了一本神话故事集,由文化名人作序,另一文化名人题写书名,装帧精良华美。雷红很满足,她的脸上光泽紧密,两颊有一层红晕,脸上的雀斑也是闪着光的,人更加妩媚水灵。有一次我跟她同回N城,从南流到玉林,再从玉林坐火车到N城,我们面对面坐在茶几的两边,她给我看她在香港拍的照片,用的是很贵的相机,高清晰度,她说,你看,脸上的雀斑都出来了。她很幸福,好像雀斑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她的儿子。
她忽然说她想生一个私生子。
这个念头使我大吃一惊,这件事情当时难度极大,人要躲起来,虽不至于像《超生游击队》那么狼狈,但照样也是天网恢恢。她往哪里躲呢?我想象烈日下的雷红,大腹便便,脸上肿得像一只冬瓜,走一步路就要用手撑着腰。她像一只母兽,计生委的人像一群猎人。一只母兽永远斗不过一群猎人,我的朋友雷红,她在我的担心中变成一只蟋蟀,她在草地上一跳一跳,阳光灿烂,草地芬芳,微风吹过来,母蟋蟀轻盈,她开始唱歌:“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爱情的鸟儿纵情飞翔,啊,啊,亲爱的人儿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这是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曲,特别适合雷红的心情。(很多年后我在电视上听到歌手郑均唱这首歌,他站在青海的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里,他一身黑衣,形象摇滚,他有气无力地唱着: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颓废、绝望,却又有一种深情,那种感觉非常奇异。)就是这样一首甜腻平庸的歌,雷红就在这首歌里。她在这首歌的草丛中,她从一丛草跳到另一丛草。说时迟那时快,一只网兜从天而降,一下就罩住了母蟋蟀。
她将被带去做引产,打一针,子宫收缩,阵痛,胎儿娩出,太小,不能成活。一团骨肉被放在鲜黄色的复纸里裹着,由赖二或者老郭,挑到田螺岭上埋掉。他们埋得不深,一到夜里,野狗就会来刨。但雷红没有做引产,她坐在玉林开往N城的火车上,坐在我的对面,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色彩饱满明亮,她身后是著名的象鼻山,是在桂林。她说她要生私生子,我却假设,她即使没被计生委的人拉去做引产,即使顺利生下她的私生子,也会无法上户口,孩子成为黑人黑户,上学他该怎么上呢?我眉头紧皱,好像私生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就躺在雷红的怀里哭。
雷红只一笑,很妩媚,我摆满了天大的困难她也不着急,她像一朵结实的花,满身活力,汁液饱满,有多少风沙压着她都能拱出来,一场雨下来,她又鲜艳欲滴了。这场雨就是那个人,那个她与之私奔的人。
宋大印,这个名字已经十分久远,生疏、遥远,它曾经那么响亮,如同金属的声音,在N城,在G省。在我们荒凉遥远的G省,是宋大印,一举获得了全国的最高奖,在他之后二十年,G省再也无人能获此奖。在八十年代的天空,那是多么耀眼!他黧黑敦实,很有男人气,他又出手大方,喜欢结交各路英雄豪杰,重江湖情谊。他路路通,有办法,没有他攻不下的山头。而且,他还会做菜呢,号称N城文艺界第一把锅勺。
这样一个男人怎么不让雷红动心呢!
一开始她却不以为然,她说,我们对面住了一个剧作家,一天到晚放港台歌,什么邓丽君。雷红认为邓丽君格调不高,所有港台歌曲都庸俗不堪,宋大印听港台歌曲,所以他也格调不高。雷红觉得自己格调高着呢,她看不上宋大印。
她护校刚刚毕业,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当护士,住医院的集体宿舍,她的对面住着内科的护士长,护士长的丈夫就是宋大印。雷红的宿舍门口钉着半截布帘,她一掀布帘就走到走廊里了。她才二十二岁,年轻,明亮,迷人,像初升的太阳。她端着脸盆走在走廊里,走廊是黑的,若有房间开着门,闷黑的走廊里才会有光漏进来。长长的走廊,一截有亮光,一截是黑的,又一截有亮光,又一截是黑的,走廊里明暗交替,有神秘的气氛。雷红走在走廊里,她一会儿出现在光线里,一会儿又隐没在黑暗中,她的身上带着亮,当她在光线里她就变得更亮,她的脸甚至是耀眼的,她在黑暗里也带着微光,这微光从她年轻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刺疼了宋大印的眼睛。
多像是一个奇迹啊,雷红走在医院宿舍的走廊里,她身体里的光犹如闪电,击中了宋大印。他们共用一个水龙头,他们在水龙头激情飞泻的水边相遇了。即使他看不见她,即使她没有在他家门口的走廊里走过,即使她在神经科上着班,他也能感到她,他感到她就在他的身体里。
宋大印不是一个蠢男人,他是男人中既有力量又懂风情的那一种。他知道如何去得到一个女人。我再一次见到雷红的时候她已经变了,她脸上浮着一层红晕,眼睛因为水汪汪而显得有些濡湿,你却不知道这些水分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身体里来的吗?还是来自天上的雨水。《敖包相会》就是这样唱的: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而雷红已经不讨厌邓丽君了,她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眼里只有邓丽君,她的心已经变得软绵绵的,比邓丽君还要软。她走在走廊里就会哼道:甜蜜蜜,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雷红也像一朵花似的,开了。
她全身都变甜了,她的声音像蜜,她说,我们去玩了呢,去大明山,真好玩,树木遮着,一点都不晒。又说,我们去伊岭岩了,听说那溶洞比桂林的还大。她又跟着宋大印去了水库,去了郊外有小溪又有鹅卵石的地方,还在一个树林的松木底下采到一朵蘑菇,蘑菇是灰色的盖,白色的杆,整朵蘑菇厚厚的,有点憨,十分完整,好得就像童话,却又比童话真实,因为它带着土腥味。而她和宋大印的关系也是带着土腥味的,宋领她到新华街的老友面店去吃老友面,面里有酸笋辣椒和豆豉,又酸又辣又香,吃得雷红脸上红彤彤的,鼻子尖上冒出了汗珠。他又带她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在街边吃炒田螺。雷红坐在摊边的矮凳上,翘着兰花指,捉着一只,一吸,螺肉进嘴的同时她把空壳往边上一扔,左手拿起了另一只,她快活极了,动作娴熟流畅,她还不时举起手来舔舔快要流下来的汁水,那也是很有滋味的,她舔着,满足得闭上了眼睛。
雷红身体里,那朵爱情的蘑菇长得飞快,三下两下就长大了,茁壮,浑圆,这是童话般的爱情,没想到这么快就从天而降了。她怀抱蘑菇,生机勃勃。
然后他们就私奔了。
私奔,这是一个多么浪漫和危险的词,有多浪漫就有多危险,有多危险就有多浪漫!就像一条大河,胀满了水,波涛汹涌,两个人手拉手,不明底细就往里跳。或者,明了底细也要往里跳,不跳不行了,八十年代离婚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要八年抗战,八年十年还不能成功的有的是,两个人都要脱几层皮,头破血流,两败俱伤。是要单位出证明的,而单位是不出的;要单位或居委会调解的,而调解是很有耐心的,工会,妇联,她们有的是时间,她们要上门谈心,不厌其烦;又要有足够的证人,证明两人感情破裂,而证人是永远都凑不够的,谁愿意去拆一门婚呢,那是要天打五雷劈的。好了,为了证明感情破裂,就要打人和骂人。这真是难坏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N城图书馆,亲眼目睹了一桩离婚。男的姓郑,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很有前途,但他执意离婚,他宁可不要前途,他要爱情。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少的。郑有一个相好,相好等了他八年,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她不能再去找别人,他们也不能总到公园里幽会,那是很容易被抓的,公园的长椅和草地上总是有电筒照来照去。他们太难了,是煎熬,但他们不退缩,是决一死战的样子。郑的事情我本来并不知道,一无所知。有一天,一个同事拿了一张表给我,让我在上面签名,是要证明郑的夫妻感情破裂,她讲了他们的事情给我听,她说这样下去是会死人的,郑很绝望,八年了,再离不了婚他只能以死相报,那女的很爱他,说要死就死在一起。肝肠寸断,感天动地。我毫不犹豫就签了名,其实我对郑毫不了解,他一直在新馆的基建工地上,我跟他似乎只照过两三次面,话则一句没说过。
雷红和宋大印只有私奔,除此无路可走。
在保守的外省,在离严酷的七十年代仅几年之遥的八十年代初,离婚相当于犯罪,而且罪大恶极,私奔更是十恶不赦。雷红和宋大印都是好样的,他们手牵着手,向着恶,向着千夫所指,纵身一跃。
多么振聋发聩,G省沉闷的天空雷声滚滚,这两人像一道光芒,两个人都够英勇无畏的,宋大印有妻子,有儿子,妻子贤良,儿子健康聪明,但他不能舍下雷红,一直都不能。他们私奔两年后还离不了婚,雷红准备放弃,她从广州回到N城,准备跟另一个男人结婚,这个男人一直追她,百折不挠。但宋大印不愿意。
雷红伤透了父母的心,雷朵、雷茉、雷鸣,没有一个是省心的,但雷红太出格了,她放弃了公职,医学院附院神经科护士,在八十年代,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了,她又不要户口,她的父母真是痛心疾首啊,如花似玉的女儿,为了一个老男人,在外面当黑人黑户,把名誉都毁了,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雷红不顾父母担心,是绝不回头的姿态。
我们坐在火车上谈论私生子就是这个时候。
雷红喜气洋洋,脸上放着光,我说没有准生证哪里生呢?没有医院敢接的。我又说,生下来怎么上户口呢?没有户口怎么上学呢?每一个假设都是一座大山,一下一下地压在雷红头上。雷红却像孙悟空,一抖就把三座大山抖开了。她水汪汪的眼睛看着远方,说,孩子的爸爸会有办法的。我顺着她的眼睛看过去,是车厢上方的空气。我知道,这片空气里站立着她的宋大印,他黧黑结实、风趣、浪漫、讲义气、有办法,他是一个著名剧作家,他还能烧一手好菜呢,他又有钱,又出手大方。雷红对他真是满意极了,他一切都是那么好,雷红一生一世,永远是要跟他在一起的。
雷红忽然又说,等到了四十岁,她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她想,她的一生实在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既浪漫,又传奇,周围无人能比。
那一年,我们离三十岁还有一小截,离四十岁就更远了。在我们的眼里,三十岁尚算中年,四十岁就够老的了。
一九九八年,四十岁不动声色就来了,我们,我、雷红、吕觉悟都已四十岁,或者,接近四十岁。这一年我回到了南流。
我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见到雷红。听说宋大印终于离了婚,雷红如愿和他结婚了,两个人喜天喜地到处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是正式的婚生子,取名叫宋粒子,雷红父母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风轻云淡,万里晴空,他们的一辆大奔驰停在N城吕觉悟家门口,就像童话一样,很不真实。
几年中我一直没见到她,她的境况都是陆续听吕觉悟说的。在某些星期天,吕觉悟会找到一个办公室,在那里,用公家的电话给我打长途电话。我们的收入太低了,承担不起长途电话这笔昂贵的费用。我不觉得这种揩公家油的做法有什么道德上不妥,那么多贪官污吏,我们比他们在道德上纯洁多了。吕觉悟在电话里跟我说,宋大印和雷红回N城了,N城现在发展很快,要回来很不容易,还是托了很多关系才办成了。在另一个电话里她又说,宋大印亏空了,奔驰车拿来顶了债。在又一个电话里,她说宋大印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冠心病,他的单位报不了医药费,连看病都看不起了。雷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儿子上幼儿园还要交赞助费,雷红只好到棉纺厂食堂当洗碗工。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往下沉。
吕觉悟的电话就像一个坡度很陡的台阶,又黑又陡又滑,一踩上台阶就会掉下去,一级又一级,站都站不稳。雷红就站在这个台阶上。
每况愈下。
一九九八年春,吕觉悟说,雷红和宋大印开了一家米粉店,叫做“文学米粉店”,两人起早摸黑,连儿子都顾不上,宋粒子每天连脸都不洗就被送到幼儿园去,星期天就一个人在家。心肝宝贝,旷世恋情的结晶,一碰到米粉店就脏兮兮的了。他呆在屋子里,小脸是脏的,小手是脏的,小衣服也是脏的。房间里的脏乱他已经习惯了,散发的气味不太好闻,但这就是家。他的鼻涕蹭在脸上和袖口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很安静,不烦躁,这一点,真是太像雷红了。
雷红的沉着是骨子里的,她不慌不忙,她永远都是不慌不忙的。她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去很远的西乡塘进当天的新鲜米粉,她踩三轮车,来回一个小时,回到店里正好开门卖米粉。她打开门,点燃灶火,大锅里有一锅熬好的高汤,是用大棒骨,熬了一天一夜才熬成的,浓极了,又浓又白,散发出肉骨汤特有的浓香,现在,只需把汤煮开就能用了。她盛一大勺高汤在小铁镬里,灶里的蜂窝煤刚刚点着,还不太旺,她就耐心地等着,她也不空站着等,她一边洗上一小把葱,切成葱花放在大海碗里备用,葱花前一天还剩下一些,有点蔫,看上去不够爽,她把新葱和旧葱混在一起,好几倍的新葱花盖过了旧葱花,旧葱不见了,统统变成了新葱花,碧绿清新,有一大碗,真是喜庆。雷红手里做着活,眼睛不时瞥一下小铁镬。铁镬的边缘起小水泡了,水泡越来越多,汤面的热气也由稀到浓,它们飘着,从汤面上飘起来。好了,汤马上就要开了,雷红转身站在了灶前,她抓了一把米粉,是那种浑圆的桂林米粉,又滑又韧,是全城最好的加工点进的,还残留了一点温度呢,抓在手上,很踏实的。
把米粉放进煮沸的高汤里,随即加上一点油盐和酱油,又放上脆皮、炒黄豆、叉烧和切得细细的酸菜,再一翻,就好了,左手撮上一撮葱花,右手端起镬把,把葱花往镬里一洒,就手倒进海碗里。一碗桂林米粉就好了,她没有请小工,自己亲手端到顾客的跟前。顾客是装修队的包工头,他吃了就要赶到工地去,他不怕烫,吃得稀里呼噜的。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对面建材店卖瓷砖的,有五十岁了吧,店里一时没有人,他就来吃米粉,另一个是小年青,没有考上大学,在家晃着,父母退休了,他有一个姐姐,每月都给他不少钱,所以他就每天早上来吃米粉,他的嘴很刁钻,一吃就吃出味道来了,这家米粉店的汤是最浓的,叉烧最香,脆皮也最脆,炒黄豆也是金黄疏松的,而且,老板娘也是最好看的。
老板娘雷红,就同时在两只灶放上了小铁镬,她一边一勺高汤,动作麻利,两个人只等了三四分钟,米粉就端上来了。卖瓷砖的店员不着急,他眼睛盯着对面的店铺,一有人来,他会在一分钟之内冲过去。小年青也不急,他不用上班,也不用上学,他这么早就来吃米粉,是因为要看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真是好看,眼睛细长细长的,嘴边有一颗痣,脸是圆的,个子有点矮,他正喜欢矮一点的女孩呢,他自己就不高。女孩是电力公司幼儿园的阿姨,她每天七点一刻路过这里,他六点五十来吃米粉,最迟七点十分就吃完了。然后他骑自行车逆行,他也不正经骑,他坐在后架上,叉着腿一蹭一蹭的。逆向的车流滚滚向前,他是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是。但那女孩在车流中出现了,她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是凤凰牌,半旧的,她穿着一条白裤子,桃红色的T恤鲜艳夺目。他停下来,望着她。她就是他的凤凰。
有时候会同时进来三个人,或者四个,雷红也有办法,她把放着大锅的灶腾出来,在灶上加一块铁板,大灶就成了小灶。三只小铁镬就都派上用场了,一时间,灶前灶后,热气腾腾的,雷红就像一个在舞台上敲架子鼓的人,一阵迅猛的动作,一片叮当起伏声,米粉下锅,铁勺碰在镬头上,炒黄豆碰到米粉,是无声的,葱花落在汤上,也无声,但好像都有声有色地热闹,色是有的,白的黄的绿的,棕红色的是叉烧,暗黄色的是酸菜。色香味俱全。宋大印是美食家,他们卖的米粉是很有水平的。
也有人要吃干捞粉,那就简易一些,把米粉在沸水里一过,放上熟油生葱酱油,又几片叉烧加一小羹炒黄豆就可以了,用筷子拌一拌,吃起来溜溜的滑。
宋大印在干什么呢?他病了,没有精神,有时在医院里躺着,有时在家里躺着。精神好的时候他就到店里来,他也不干活,端碗不是他干的,收钱也不是他干的。
他只是坐在门口。
他坐在门口抽烟。他的脸是黑的,以前黑里透着神气,黑的是结实响亮,现在没了精神,黑里就泛着黄了。他黄黑黄黑地坐在门口,抽着烟,他不看人,却又在看。他的眼睛小小的,有一种凛然,发着冷光,这光不是散的,它聚着呢,它有一种气场,这气场罩在米粉店门口,有些令人生畏,又有些令人生疑。
雷红说,你坐在门口,哪里还像个米粉店,简直就是大烟馆呢,谁还敢来!她说的是真的,宋大印往门口一坐,米粉店就像了大烟馆,烟气弥漫,气氛诡异,来吃米粉的人,一时就少了。
宋大印却不管,他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要坐在店门口,他是真性情,生意是无所谓的。他对待自己的病也是真性情,糖尿病不能抽烟喝酒,也不能大鱼大肉,但他百无禁忌。他坐在米粉店的门口,比起八十年代初,他已经很胖了,方凳子有点小,他就靠在墙上,精神好的时候他会观察每一个来吃米粉的人,这时看上去他就虎视眈眈的。更多的时候他不看任何人,他的目光是远的,却不散,也不空,他看的是几年前的岁月,那时候他是江湖上有名的豪侠之客,广交天下名士,身边红袖添香,青春作伴,好不快意。现在想起来有点像一场梦,却又不像,眼前这个女人进进出出,从梦里走了出来。他望着雷红,从前的世界就渐渐走远了。
一天忙下来,到晚上才没有顾客。雷红半掩上店门,擦桌子,洗碗,扫地,还要连夜做好叉烧,炒好黄豆,一边熬一大锅高汤,洗上几把葱,还要切酸菜。雷红一点都不马虎,跟着宋大印,她的嘴也变刁了。她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米粉,样样都要精当才觉得好。她每天忙到深夜,累得倒头便睡,只是马虎了宋粒子。宋粒子,这个心肝宝贝,他不再像个心肝宝贝了。雷红对吕觉悟说,粗放粗养吧,这样健康。
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在N城的“文学米粉店”见到了雷红。我和吕觉悟,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在一九七五年谁又能想到这种情形呢?我们是一九七五年这棵树上长的三枚果子,青涩而坚硬,向着时间深处坠落,那么漫长,又那么短促,真是有点奇异呢。二十三年,我们都在着,谁都没有走丢,真是太好了!我们无限感慨,但是不动声色。二十三年,我们有点老了,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老,互相看看,三个人都是笑着的,当然要笑。吕觉悟坐在条凳上,我跟在雷红身后,她到哪我就跟到哪。我和她并排站在灶台前,她舀汤、抓米粉下锅,我帮着放叉烧黄豆和酸菜,我问:这是什么?这种焦黄条状的东西我不认识。原来是脆皮,脆皮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见,桂林米粉与南流米粉是不同的,用猪皮往油锅里炸一炸就成了脆皮。
换了我是雷红,我是经不起这样大起大落的,如果我卖米粉,我绝不见任何熟人,我要躲起来。我向往当一名颓废的艺术家,在我的想象中,饥饿产生绝望,绝望产生艺术,我不卖米粉,我和画画的和摇滚的混在一起,我肯定不在N城,我要到北京或者昆明,饥一顿,饱一顿,然后我就认为自己过上了一种非凡的生活。
雷红不卑不亢,气定神闲,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眼看着她收了一百块钱,却要找回别人九十八块,这九十八块大多是油腻腻皱巴巴的,面值一块或五块,或十块,拿在手上有一大堆,两块钱挣得太艰难了!这么多的叉烧脆皮黄豆酸菜,这么长时间熬成的高汤,只卖两块钱一碗。
一百块钱要找回别人九十八块,这使我深受刺激。
她又带我们到她家。下午店里没人来,我提议去她家里看看,她说好,就领我们去。陈旧、黯淡,颓败的气息从每个角落升上来,也从宋粒子的身上散发出来,灰扑扑地散发在空气中。我忽然想起从前在南流,我们那排泥砖的平房,跳荡着她和雷朵的花衣服,美丽、丰盈、豆蔻年华,雷红雷朵雷茉,三姐妹拿着一根绳子走出来,她们跨过门前的水沟,落在操场上。她们跳绳,绳子一闪一闪的,扬起又落下,繁茂的老鼠脚迹和车前草在她们的脚下。美丽的雷氏三姐妹,她们的身体生长着光芒。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家落到了雷红的头上。但她从容镇定,她说,就是这样的。我们站在门厅里片刻,没喝水。然后就离开了。
就是这样的,雷红说。
二OO五年夏天,我从南流坐夜车到N城,我急着要见到吕觉悟和雷红,尤其是雷红,因为我感到,雷红很快就要见不着了。
宋大印两年前去世,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很突然。剩下雷红,没有工作,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她四十多岁了,她还能找得着工作吗?她还能找得着人结婚吗?她没工作又不嫁人她怎么生活呢?
没有人知道这些。
米粉店早就不开了,吕觉悟说得对,地段太偏,N城的米粉太便宜。别人给她一百元,她要找回人家九十八元,这钱挣得太辛苦。雷红开始推销保险,那真不是人干的活,要看多少白眼才能签下一单,雷红又从来都是一个矜持的人。
就只剩下嫁人一条路。婚姻介绍所,英国男人,见面,双方都还满意。听说准备结婚。雷红一个人,她漂洋过海,宋粒子交给宋大印与前妻生的儿子,宋粒子的哥哥,他已经三十多岁了,是个大人,收入稳定,对宋粒子很好,她可以放心。但她到英国干什么,只是跟一个陌生男人过日子么?没有朋友,父母和亲人。而且婚姻介绍所,那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机构么?
所以雷红说,她放弃了。
放弃了我就放心了,我松了一口气。松了气我再细看雷红,她穿了一件黑底白碎花的纱质上衣,高雅、体面、光鲜,看上去比一九九八年气色更好些,完全不像一个没有生活来源的四十七岁女人。肯定会有男人喜欢她的,也许已经有了一个秘密的男友了吧,有婚姻的前途,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明媒正娶,这样也是很好的。有什么不好呢!
而雷红的眼睛里是笑着的,有点神秘,甚至有点深不可测。她不说什么,我们是不问的。
她经历了比我和吕觉悟,比丁服姚红果更为精彩的人生,甚至说得上是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吗?一百个女人里会有一个私奔的么?一千个,或一万个。我不知道在多少个女人里才会有一个。私奔,这个惊险的字眼,是世外的自由和爱情。遍体鳞伤的天堂。
我又问到雷朵,她说雷朵现在不在桂林了,她和喻章搬到了昆明郊区,他们仍然不要工作,他们的孩子仍然不上学,雷朵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一共有三个孩子了。他们在社会之外。有一群价值观相同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比我们生活得好。雷朵的孩子不上学完全不用我们担心,有人教孩子中国的文化,长大了学习中医,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这比现存教育制度的摧残好上一万倍啊。
雷红不再认为雷朵是鬼迷心窍了,也不再认为喻章是邪教领袖。这么多年过去,她看清了社会,也看清了自己。她的看法与我一致,坚信喻章和雷朵是内心有力量的人。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找到雷朵呢?
与雷红相比,她是另一种私奔。她和她的爱人,离开这个社会,头也不回。亲人的偏见和生活的压力,无一能动摇他们。这种私奔更英勇无畏,更彻底,更传奇。
不管我能否找到雷朵,无论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远隔重洋,唯有致以敬意。
我要致以敬意的还有:南流中学已经消失的礼堂,操场上空飞舞的排球,厕所旁边的腐殖酸铵,从学校的鱼塘到饭堂的煎得焦黄的鱼,梅花党、气象站、十二仓通往居民大队水田的土路,秧苗、萝卜炒肥猪肉、“拖拉机,进苗寨,姑娘坐在驾驶台”,孙向明、麦大安、刘爱莲,安凤美、丁服、姚红果、张英敏、邱丽香、赵细兰、黄文惠,我们班的全体女生和全体男生,历届校文艺队的队友们,张大梅、童小萌、郑放歌们,《白毛女》第一场和第三场,《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和第二场,《智取威虎山》的第三场和第七场,我爱你们。
体育场,我也爱你,在晚霞中我的自行车在跑道上飞驰,我身后的一大群蜻蜓在飞,尤加利树也在飞,在飞驰中我看到万人大会海洋般的红旗,草地上的一顶帐篷犹如童话。我爱体育场和灯光球场上的露天电影,白色的银幕在风中鼓荡,如同海上的风帆,带领我们进入波涛汹涌的黑暗之中。五七、五二三、六二六,这些在黑暗中来到的数字,我也是爱你们的,我爱九二九那天走过的圭江大桥和陆地坡,那把在我手上停留五分钟的冲锋枪,我连发的那三颗子弹中的某一颗,我特别爱你,我跟随你在草地上方呼啸而过,耳边灌满一九七五年遥远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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