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75 上部 时 光 贰 拾 捌

　

　　贰拾捌
　
　　二OO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每天独自在南流的大街上闲逛，每天都百感交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像水泡一样浮动在南流的大街上。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我回到南流，熟悉如腮腺炎的地方就快要消失了。小学时总是有人得腮腺炎，此起彼伏，脖子是肿的，有点红，用手捂着，我们冲那个得了腮腺炎的人连连喊道猪红腮猪红腮。这是南流对腮腺炎的俗称，当年觉得这多么庸俗难听，多么不科学。
　
　　猪红腮，我想它就要湮没了，再也不会有人想起它。大力提倡普通话，方言迅速萎缩。
　
　　我在南流闲逛了三天，第四天一早，我就到玉林去了。
　
　　玉林是我小时候心目中的大地方，它比N城小，却比南流大，比南流周围的所有县份都大。它是地区所在地，地区是八个县，相当于八颗星星，玉林就是月亮。说它是月亮，却又没有天那么远，它离南流只有三十公里。但它在我的感觉中却又是远的，因为它有火车。
　
　　玉林就是这样一个既远又近的地方。什么时候才到玉林去呢？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火车呢？这是我经常惦记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就是在玉林，那么庞大的一个铁家伙，我坐了上去，到达贵县，我跟母亲去开会。母亲就是为了让我看火车才带我去开会的，我七岁，第一次出门。第二次去玉林是十一岁，城镇疏散人口，据说要打仗了。姐姐带着我和弟弟回另一个县的老家农村，路过玉林，在玉林的商店里被小偷偷了五元钱，我姐姐大惊，一再嘱我千万不要告诉妈妈，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妈妈会心疼。我们没有了路费，姐姐找到一辆愿意搭我们的大卡车，我们坐了三小时卡车回到老家，我吐得一塌糊涂。
　
　　一九七五年，第三次去玉林。我和吕觉悟雷红早就决定，在高中毕业之前，一定要去一次玉林，我们已经长大了，单独去一次玉林就是我们的成人礼，我们已经会骑车，我不会骑，但吕觉悟和雷红都会，她们可以轮流带我，骑三四个小时就能到玉林，稍微逛一逛玉林街就回来，吃晚饭前能回到家。好，就这样定了，我们一定要去，我们一定能去成。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一定能够达到。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去叫雷红，她却去不成了，家里人不让去。我失望了几分钟就重新打起了精神，独自前往吕觉悟家。我匀速步行，情绪饱满，脚下的沙子踩得刷刷响，我口袋里装着两块钱，盘算着在玉林吃一碗米粉当中饭，再买一点什么新奇东西，估计差不多够了。我刷刷地走，觉得自己颇像行军，很有一点英姿飒爽。“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练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这首诗词小学就会唱，它被装点在各种道具中，有时是红缨枪，有时是步枪，有时是步枪加上刺刀，弓步，举枪斜刺左前方和右前方，再右手握枪高举过头，左腿向后抬起，头微仰，然后踮着双脚转圈子，站稳，侧身亮相。每当想起这首歌，这些基本的动作和道具就会紧接着蜂拥而出，好像它们是这歌的一层皮，或者是一朵花旁边的另一朵花，它从来不会光秃秃地出来，事情就是这样奇怪。
　
　　我内心回荡着飒爽英姿的旋律，以急行军的速度冲到吕觉悟家，她家的自行车正停在门口的空地上，吕爸爸蹲着给自行车上油，一只小小的油壶，在车轴上点一圈油，他又抓着脚踏转了几圈。他安详平静，吕觉悟站在一边喜气洋洋的。吕妈妈看到我就欢快地喊道：飘扬来啦，觉悟昨晚念你一夜呢。她露出了亮白的牙齿，很喜庆。吕觉悟家永远都是这样祥和，让人羡慕。我忙着告诉她，雷红去不了了，家里有事。觉悟头一转，哦，她去不了呀。她这样答着，我担心她也不去，担心她爸爸妈妈也不让她去了，赶紧说她不去我们两个人去吧，再不去就毕业了，一毕业就插队了呢。
　
　　觉悟就说，好，我们去。她爸爸让我们喝足水，他微笑着，她家的空气也都微笑着。
　
　　只有觉悟一个人骑车驮我，本来是她和雷红两人轮流驮，现在重担就落在觉悟一个人身上了。一开始我不觉得自己是重担，觉悟也不觉得，她说你这么瘦，比我轻多了。但我慢慢就变重了，骑的路越远，我就变得越重。觉悟骑得越来越慢，她累了。但她安慰我说，不要紧，慢慢来。好像骑车带人出力的是我，而不是她。
　
　　然后就到了新墟，新墟是南流县最富的一个公社，它在南流与玉林的交界，新墟跟玉林近，所以就比南流有着心理优势，它是南流去往玉林的一个关口，到了新墟就走了一半的路了。
　
　　【八岁那年我曾经步行到过新墟，小学二年级，自说自话，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四五个男生和四五个女生一起，有刘英雄和张少波，有姚红旗和张二梅。那时候“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一下就会唱很多语录歌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呀子，人民好比土呼地”等等，连林彪的再版前言我们都会唱了，那是最难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诗词歌我们会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我最喜欢的。其他的歌我们也都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喜欢“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还有《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觉得这些歌旋律优美，纯朴真挚。
　
　　我和姚红旗、张二梅、刘英雄、张少波等举着红旗就出发了。每家的大人都在运动之中，史无前例，汪洋大海，无人能有藏身之地，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去吧。
　
　　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是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举着一面红旗，排着队，走到街上人多的地方，站成两排或一排，然后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朗读完一段语录后开始唱语录歌。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干过好几回，我们把语录歌编上舞蹈动作，后来又加入了几个自编的舞蹈，连歌带曲，又唱又跳的。革命的海洋一浪高过一浪，我们泡在海洋里。
　
　　实在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我们这支自我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自己创作，说是创作，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模仿；说是舞蹈，其实跟体操差不多。但我们乐此不疲，沉迷其中。
　
　　在所有语录歌中，最容易编成动作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做一个模仿播种的动作，边播边走，合上节拍就行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比较好办，两手往右上方举起，手心朝里，右手超过头顶，左手稍低一点，左右手合着节奏交错摆动，脚步在原地踩着拍子，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最让我们为难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想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有给这条语录歌编出动作来，头都憋疼了。我像一个学打哑语的人，不停地做出吃饭、写字、绘画、绣花的具体动作，不用说它们根本不是舞蹈语言，也不是体操，根本就是奇怪的哑语。吃饭这样的动作，作为表演实在太局促了，它不像播种，比较舒展，也算是古时候人们模仿劳动创造出来的舞蹈语言之一，与舞蹈多少有一点牵扯。吃饭、写字、绘画，本身动作就那么单调难看，它们又是如此密集短促，平均每个词停留的时间只有两秒钟，一闪而过，根本无法展开。下文的“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也让我一筹莫展。倒是结尾好办，时代的最强音，“革命是暴动”，双手握拳，高举过头顶，两脚并拢、崩直、踮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双腿迅速变成右弓形，右手握拳高举过头，左手握拳直击右下角。
　
　　不用说也能想到，这是一个传统戏剧里武松打虎的经典姿势，正好暗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意思。“武松打虎”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又有革命的认可，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出现最多的舞蹈动作之一。
　
　　我们在南流街的东门口和西门口各宣传过一次，又在木器合作社和水运合作社各宣传过一次，还要到哪里宣传呢？真是不够过瘾。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跑到学校，找到了一面红旗，之后，排着队就走到了公路上。
　
　　我至今觉得，八岁出门远行真是痛快得要命，如果不是碰上革命时代，我们肯定得熬到十八岁才能出门远行，那样就太不好玩了。革命时代一到来，我们就学会了自己组织起来，演唱语录歌，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整整一年时间，我们的老师不知去向（也许是参加了革命大串联，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了），时有时无。我不记得班主任当时是否在，我们是否给她打过招呼。
　
　　八岁的孩子根本就是一只懵懂虫，十五里公路，而且是通往梧州和广州的公路，被车撞了怎么办？中暑了怎么办？走不动了怎么办？被坏人拐走怎么办？
　
　　但没有谁家的大人被吓晕，我妈也没有被吓晕。革命时代每个人的胆都比平常日子大一百倍，大人心里想，比起二万五千里长征，区区十五里算什么！孩子就是要从小锻炼。
　
　　大人们就是这样想的。
　
　　我们举着一面红旗就走到了马路上，阳光明晃晃地照着我们，红旗唤起了我们的庄严感，我们挺着胸，把队排得笔直。阳光、红旗、队伍，这样美好的事物从我们的眼睛滚动到我们的喉咙，再从喉咙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响亮的歌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但很快，唱过几支歌之后人就乏了，太阳越升越高，每个人都晒出了一头汗，脚也疼，口也渴。走走停停，不停地问路，新墟还有多远，陌生的大人骑着车，说，不远了，快到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歇了无数次，丢盔弃甲，最后总算到了新墟。
　
　　因为有了这十五里地，我认为自己在八岁的时候十分了不起，但我更佩服举红旗的男生，虽然他大多数时间是把红旗扛在肩上，但他有始有终，他把红旗扛去又扛回来，十分了不得。这个男孩叫赵少波，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我们在墟上人多的地方找到了几块大石头，用石头固定好红旗之后我们就自说自话地表演起来。我们的节目计有：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敬爱的毛主席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一共六个节目。我们觉得六个节目已经够多了，它们被我编成了各种动作。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加起来，我觉得它们已经堆积如山，塞满了我的睡眠，以及吃饭和走路的时间，我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大家，我觉得六个节目够多了。
　
　　我们没有宣布自己是来自何处的宣传队，将要表演什么节目，在每个节目前面也不报幕，我们自顾自，一支接一支地就演了下来，结果，好像只有一眨眼的工夫，六个节目就表演完了。
　
　　街墟上的人一开始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把节目表演完了他们才围成一个圆圈。我们被围在中间，周围众人都瞪着眼等着，而我们演完了这六个语录歌就不知道干点什么好了。人越围越多，一片脑袋和眼睛，很近地看着我们。我们忸怩了几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越涨越红，出了一头汗，不知谁说了一句：回家吧。我们就各自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回头一看，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刚围成的圆圈一眨眼就扁了，再一眨眼就没了。
　
　　我们小小年纪，又全都是些井底之蛙，从来不知道还有“暖场”这一套把戏，应该学那些走江湖杂耍的，先敲上一面锣，边敲边亮开嗓门喊：大爷大伯大叔大婶同志们，我们是某某小学二年级学生，今天来新墟宣传毛泽东思想，请大家观看。把动静弄出来，造势，招徕观众，吸引注意力，等看热闹的人围够了才开始演出。
　
　　这套把戏我在事后很多年才醒悟到，当时我们在新墟仅有的一条街上傻站了好一会儿，人们陆续走散，我们拿不准是否应该从头再来一遍。我们看看四周，没有人再注意我们，只好算了。
　
　　到了公路全都累极，又累又渴又饿，从早上到下午，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水，人人都两眼无光，没多久队伍就走散了。前后都看不见同学，我一个人，走得摇摇晃晃，神情恍惚，我想我大概快死了。在恍惚中我忽然看到有一辆自行车的后架是空的，我用最后一点力气将骑车的陌生人叫住，手忙脚乱地爬上人家的自行车后架，就一路坐着回到了南流街。】
　
　　我和吕觉悟在中午时分终于到达玉林，我们在玉林最繁华的一个十字街逛了一圈，发现它跟我们南流的西门口差不多，房子也是两层，也有骑楼底，门窗的颜色也都是旧旧的，百货商店、文具店、糖烟公司，门脸和里面的货物都是一样的，这里有的南流也都有，南流没有的这里照样没有。柜台一样，摆放的位置也一样。玉林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一点都不稀奇，它完全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高大华美气派非凡。
　
　　我们就放了心。
　
　　一放下心我们就觉得肚子饿了，早就该饿了，已经很迟了呢。我们一头撞进街边的一个米粉铺，我们说，要吃吃玉林的米粉，看看到底好吃过我们南流的不。一人一碗，就吃了起来，碗是粗瓷碗，米粉也不好，有点厚，有点粗，还有点硬。玉林的米粉真是难吃死了，我们这么饿都不觉得好吃。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忽然听见觉悟说，怎么那么多汤呢，这碗底，她一看，却是碗底漏出来的，她把碗举起来，再弯腰侧头看，果然碗底有一个小小的孔，不是破裂的裂痕，而是烧制成的时候就有的小孔，很光滑。
　
　　真是太好笑了！玉林的碗竟然是漏的，我们一边笑，汤水一边继续往下滴，觉悟把手指头堵在小孔上，它就不滴了，一挪手，它又滴了，就像是玉林这个城市跟我们做的一个游戏。原来玉林也是很好玩的呢，它的碗是漏的！这使我们开心死了，玉林什么都不好玩，就是这只碗最好玩，如果没有这只有孔的碗，玉林之行就没有光彩，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只漏碗跟随着我们，成为我们青春期的一个重要标记。吕觉悟每次跟我忆旧就会提起它，她说，你还记得那只碗么？是漏的。这是她跟我两个人分享的快乐，与雷红没有关系，这使我感到，我和吕觉悟的关系比跟雷红更近一点点，就是那只漏碗的小孔那么一点点，只有铅笔尖那么大，但有这点和没有这点是不一样的。
　
　　怀抱着漏孔的快乐我们找到了觉悟的大姑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大姑问：吃饭了吗？觉悟说吃过了。大姑又问：吃了什么？我们说：吃了米粉。大姑说：光吃米粉怎么行！她就给我们做饭，煎了韭菜鸭蛋，炒了空心菜，鸭蛋金黄，空心菜碧绿，真是谗人，玉林的空心菜硬是比南流的好吃些呢，梗更粗，皮更薄，更嫩更脆，鸭蛋也更香，玉林的米饭也是好吃的，我们一人吃了两碗。大姑又让觉悟的表姐送我们一起回南流，她看觉悟一个人骑车驮我，不放心。
　
　　一路顺风顺水，车是轻的，肚子是饱的，日头也不晒了，两人轮流搭我，似乎一路都是下坡，车子快得很。没多大会儿就到了。她们先搭我到医院宿舍，我没回家，在水沟前就大喊雷红，雷红奔出来问：怎么样？玉林怎么样？我和吕觉悟齐声说：不错不错，玉林很是不错的。怎么个不错法，我们却一样也说不出来，说来说去只说了一个漏碗，但我们的人是亢奋的，脸上放着光。雷红被传染了，她宣布说：我也要去玉林。
　
　　见到旧日同学，如同直接看到时间本身的流动，三十年裹成厚厚的一大团，旋转着，像飞一样，比飞还快，如同闪电。每个人都远远地离开了结实完整的高中时代，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体里七零八落，安凤美的门牙也失落在时间中了，包括她的头发，她的魔术和剑，她的公鸡二炮，我再也找不到它们。
　
　　我渴望见到他们，是希望回到时间之中吗？全部的同学，六十三个人。六十三个人全都到齐了，就是完整无缺的往日时光，它在我们学校教学大楼的楼顶。一九七五年七月，我们没有拍毕业照就四散了，为什么没有照相，三十年后黄文惠和丁服分别在南流和N城回忆起，是班主任刘爱莲太不管事了，班干部已经说了凑钱照相，但那天又要讨论最后一批入团的名单，就错过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张英敏说，毕业二十年，我们都要回来，大家到教学大楼楼顶集合。
　
　　再也没有可能。
　
　　在玉林我见到了张英敏她们，一共四个人。
　
　　郭小宁先到，早就听说他这两年大发，已经成了很有实力的房地产商，但他很谦虚，没有志得意满，没有小人得志的猖狂劲，他还资助陈良勇。陈良勇是我们班过得最差的，早就下岗，儿子考上了大学，交不起学费。
　
　　张英敏没有变，当年她略胖，现在她也没有更胖，当年她脸上光滑额头饱满，现在仍如此。她只是发型变了，当年是小辫子，现在是短发，仍是那种细细的，柔软的，微黄的。我小时候曾以为所有北京小孩都长着这样的头发。张英敏微笑着，她语调柔和声音婉转，有着一个达观的人所有的优点。
　
　　蒋锦和赵细兰很晚才到，她们骑自行车来。几乎人人都下岗了，但身体还好，孩子都长大了。只有邱丽香，她住在玉林，她的脑瘤恶化了。
　
　　六十二个人只见到了十个，南流四个，玉林四个，N城两个。有的已经不在了，她们告诉我，苏淑良不在很多年了你知道吗？车祸，一辆过磅的卡车。有的永远找不到了，有的一九九八年还能找到，二OO五年就找不到了。而时间在滚滚向前。
　
　　喜欢保存旧时光的人还有张飞燕，一九九八年她来到我家，她还收有一张我们班的座位表，她问我：你要吗？她拿出来给我看。是一张信笺，用圆珠笔画的格子，格子里的名字是钢笔写的，她说这是最后一个学期的座位表，如果我要，她就抄一份送给我。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她把座位表保存了二十几年，张飞燕，二OO五年夏天我没有见到她，听说她到广东当游医去了，游医，一个坑蒙拐骗，丧尽天良的行当，一个把座位表保存完好的人，她能干好这个行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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