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75 上部 时 光 贰 拾 陆

　

　　贰拾陆
　
　　二OO五年八月的一个上午我站在南流中学的校园里，礼堂在半个月前刚刚拆掉，地上一片瓦砾，还没来得及彻底清除。我曾以为学校的礼堂永世长存，一九九八年我曾来到这里，礼堂地上满是灰尘，楼上有蜘蛛网，光线暗淡空气凝滞，明显的废置已久。但我仍以为它会永世长存。
　
　　我一厢情愿地以为，每次回到南流我都能看到它，它过去在这里，现在在这里，将来也还会在这里。我站在瓦砾旁，烈日当空，满怀怅惘。一九九八年冬天，我收到一份请柬，校文艺队初八聚会，希望我参加。只有一行字，是用碳素墨水手写的，没有落款，我想不出来会是谁，请柬是粉红色，像“文革”中传单的颜色，右下角印着一个既像喜儿又像吴清华的女子，她的足弓饱满有力，传达出一种芭蕾的美感。图案是油印的，黑色的油墨，还渗出一小块油渍，我太熟悉了，典型的七十年代样式。当年校文艺队发给每个人的歌本、考试的卷子、学校的各种通知，全都是油印的，还有班里大合唱的歌单，学习资料等等。
　
　　卷成筒状的蜡纸，有油膜，半透明，铺在垫板上。刻笔像半截针，划在蜡纸上很有快感，如同破竹，有一点阻力，逆着它，阻力又变成类似势能的东西，有喜剧感。如果不赶任务，刻蜡纸是很有喜气的，刻笔顶着右手的中指，用一点点力，蜡纸发出类似快感的呻吟，随着细微的沙沙声出现一道细小的白印子。又如同绣花，一针一线，一幅图案密密生长，完成之后有一种繁花似锦的满足。然后就可以印刷了，用一只大夹子，把刻好的蜡纸和白纸一起夹住，挑出一点油墨，抹在蜡纸上，用一只橡胶刷，按紧，一下，两下，三下，要刷得很均匀，所有刻了字的地方都要刷到，轻轻揭开，一张白纸上就印上了字，那是自己刚刚刻上去的，字迹既熟悉又有点生，让人感动，好像凭空就创造了一个奇迹，而新鲜油墨的气味一阵接着一阵。
　
　　但这个请柬是谁印的呢？
　
　　他是特别闲，还是比一般人更念旧，在哪里找到的蜡纸、刻笔和油墨？难以想象。我无从打听，我跟校文艺队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请柬在书桌上放了很久，我不能回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我希望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会强烈要求他们给我寄上一张聚会合影，我想看看当年的美女如今的模样，看看张大梅、周青、李小宇，还有童小萌和李永青，还有专门演反角的刘勇敢，所有的人，我都想念。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对这次聚会念念不忘。后来郑放歌告诉我，那次聚会她去了，大多数人都到了，她看到了张大梅、童小萌、李永青等，除了胖了一点，差不多没变，连林南宁都来了。原班人马搭配，演了一出《白毛女》片断，张大梅跳得跟原来差不多，真是奇迹。
　
　　张大梅、周青、李小宇、王雪、杨海燕，还有翟青青和工宣队长刘同志，指挥乐队的肥卢，乐声响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灯光重新照亮舞台，二OO五年的瓦砾纷纷起立，如同倒放胶片的电影，它们一片又一片地粘连在一起，重新形成了墙、柱子、屋顶，舞台和二楼看台上的木台阶重新复原。
　
　　这些难以实现的奇观在我的幻想中只出现了一瞬，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临毕业在礼堂宣布了最后一批入团的团员名单，我和吕觉悟雷红不在同一个班级，但都在这同一批名单里。当时班里大部分人都已入团，剩下的是最差的几个。
　
　　此事严重挫伤了我的自尊，它使我的缺点更明显了。我更骄傲，更不团结同学了，我谁都不想搭理，除了安凤美，而安凤美是全班最差的差生，经常旷课，在宿舍里养鸡，跟别人两口子睡在同一间屋子里，说谎，不爱劳动，她的毛病数也数不过来，但我只愿和她聊天。下了课，我走到外面的走廊上，安凤美也走出来。我们肩并肩站着，说剑术、功夫、杂技、魔术，公鸡和她的师傅，以及陆地坡的沙地马尾松和萝卜，出事的女生、头发和腰。
　
　　但我仍感到孤独。
　
　　我盼望星期天，好与雷红去找吕觉悟玩，我觉得只有这两个人才是亲的，只有她们，才能知道我的价值。星期日一大早我就起床，走到雷红家，雷红刚刚起床，我就在旁边等着她，等着她梳头，跟她到门口刷牙洗脸。
　
　　我等着她，她也不着急，雷红从来不着急，她慢慢梳头，慢慢刷牙洗脸。我站在一旁候着，不时催她快点快点，我是个急性子，最见不得人慢吞吞的。雷红也不跟我争，她一笑。然后我们就动身了，我们肩挨着肩，早晨的阳光和空气都是清爽的，我和雷红一路走着，觉得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这路也一点都不远，走过学校门口，过了红旗旅社和豆腐社，还要走过一口塘，就到了菜行。
　
　　菜行是很有意思的，有各种菜，浸在木盆里的狗豆、酸笋和酸菜，有各种瓜，矮瓜、香瓜、石瓜、苦瓜、丝瓜、南瓜、石灰瓜，有青菜，芥菜、空心菜、芥兰、苦麦菜、椰菜、卷心菜、春菜、生菜、玻璃生、枸杞菜和七里香，有各种豆，荷兰豆、娥眉豆、四季豆、豆角，连同花生黄豆绿豆红豆芸豆黑豆，这些豆子呆在菜行有屋顶的地方，它们跟鸡和鸡蛋们在一起，鸡在箩筐里，都是母鸡，花的，或黄的，羽毛浓密，有光泽，脸是红的，冠也红，看着真是精神，它卧在稻草里，主人摸着它的羽毛，个个都安详享受。有人来看，鸡和人一齐仰头望着你，眼神清澈无辜。它们的旁边是咸菜，摊在篮子里，底下垫着稻草，散发出醇香，那是咸萝卜、头菜、梅菜，都是非常香的，洗一下就能直接吃。
　
　　又有柴，一担一担的，树枝和劈柴，有木炭，有糠，细的和粗的，有木炭，谁家生了孩子就要用木炭烤尿片，一盆炭火，上面架着竹筐，尿片搭在上面，静静地冒着白烟。有卖药材的，月亮草和火炭藤，月亮草的叶子非常圆，有一层又细又密白色的茸毛。
　
　　熟菜是很好的，鱼也是很好的，豆腐也是很好的。熟菜是烧猪肉、烧鸭、叉烧、扣肉，这些听着就富足，看上去更加富足。是过年或酒席上的大菜，事实上，它们都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新菜市上看到的，橙红的颜色，冒着油，但在一九七五年没有它们，只有烧猪肉卖，剁上一小坨，在闪着油光的秤上称了，用宽大的桐油叶裹着带回家，皮是黄脆的，肉是白的，每个孩子分上两片，大人和孩子，全都喜气洋洋。菜行上的鱼也很好看，放在浅浅的木盆里，或者木桶里，塘角鱼是最生猛的，从来没有半死不活的样子，精气神永远饱满。黄鳝不爱动，在水里深思。另有鲫鱼和鲤鱼，以及颅鱼，南流的颅鱼不是那种知名的鲈鱼，而是胖头鱼，一种头特别大的鲢鱼。塘角鱼清蒸，鲤鱼鲫鱼切成块煎来吃，或者先煎一下，再加一点水，放上姜和酒，不叫红烧，叫 ，比红烧更原味。颅鱼直接加水炖汤，放上红枣就行了，汤是甜的，鲜美。
　
　　都很少吃得上。唯有豆腐，差三隔四，就能吃到了。
　
　　卖豆腐的地方永远有十几块石头，有两块石头就是我和吕觉悟的。它代表我们排队。早上六点钟，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结伴排队买豆腐。到地方一看，昨天我们的石头还在呢，柚子大的青石，是我的，半截砖头，是吕觉悟的，我们把石头放进队伍里，就算是排上了队。
　
　　我和雷红远远就看见了吕觉悟。
　
　　她站在骑楼下，身后的方柱子简陋瘦长，是青砖砌的，石灰浆露在外面，有一种单纯朴素的美好感觉，正如觉悟本人。她进进出出，语速很快，她说：一清早我就等你们来。她又说：《科学实验》昨天刚到，真是巧。她飞快地转身，飞快地拿出两只杯子。她家的杯子跟街上卖凉茶的差不多，玻璃杯，印有红色小花，样子土气，却有一种纯朴和天真，有点像吕觉悟的妈妈，她识字少，有点矮，也有点胖，但她总是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天真而热情。觉悟的爸爸是她崇拜的人，《科学实验》就是他订的月刊。
　
　　我们匆忙喝水，好像是要赶路，其实只是到门口的空地上，那里有一个台阶，有一个葡萄架，我们坐在台阶上，垫着纸。一坐下我们就抢着说话，好像不说就来不及了，我们说，最厌最恼的人就是某某某，这个某某某是我们初中时的班主任，孙向明的前任，一个中年妇女，对我们三个人有强烈的偏见。她背地里跟人说，雷红和吕觉悟是地主，李飘扬是半个地主。这样的话使我们怒火万丈。我们骂她是家庭妇女，这是我们认为的最厉害的骂人话，意味着庸俗、水平低下，是我们最鄙视的那类人。某某某也正好契合了家庭妇女的形象，她怀着孕，走路难看地挺着肚子，脸上长满了妊娠斑，眼皮是肿的，好像永远睡不醒，说话的声音也像鸭子一样难听。
　
　　恨这样一个人真是年少无知啊，缺乏人性。我愿意向她道歉，但她早已不知去向。
　
　　这时我们快要高中毕业了，某某某的事情已经忘记，我们急着要说的是入团的事。我们抢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入团。事实上，是一开始想入，后来老不吸收我们，就不想入了。三个人中一个说，听到宣布名单的时候我就看着地上，我一点都不高兴。另一个马上抢着说，入团宣誓我都没发出声，就动了动嘴。第三个也接着说，我们就愿意当落后群众，不入就不入。
　
　　三个人的声音交融重叠，我们感到彼此是多么心心相印。
　
　　如同那张合影。
　
　　初中毕业前夕，我们决定去照一张合影，拍这张照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要自己留一个纪念，我们是不需要留念的，我们三个人永远都会一起，但是孙向明不会。三个人很严肃地商量，要送给孙向明一样东西作留念。我们排除了笔记本和钢笔，认为既然我们与孙向明有着深厚友谊，就应该送给他我们的照片。送照片本来是件暧昧的事情，如果是邱丽香，必遭我们耻笑，但我们自己却认为孙向明很愿意收到我们的照片。
　
　　三个人便去照相馆，在那个黑柜子般的蒙着红布的镜头前，吕觉悟坐着，我站在她的左后侧，雷红又站在我的右后侧，照相师傅把我们的队形摆成了一根节节拔高的芝麻，而且有着迎风招展的动感，现在看来，那真是最有诗意的队形了，三人队形无非还有：站成一排、坐成一排、正品字、倒品字，都平庸。三个人梳着同样的辫子，留着不同的刘海，都笑着，将要咧嘴却又不咧，把所有的笑都含在嘴里。
　
　　孙向明的宿舍就在礼堂的右侧，紧挨着，他房间有一堵墙是礼堂的墙，从礼堂砌出来一排平房，孙向明的房间是第一间。
　
　　但他的房门紧闭着，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们九点就到了学校，是星期天，学生很少，水龙头跟前有老师在洗衣服。但就是不见孙向明，我们冲着他的窗户喊他，又轮番轻轻敲他的门。没有一点反应。我们伸长脖子四处看，又向洗衣的老师打听，都说没看见。
　
　　怎么能够不在呢！他就应该等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来也要等着，我们是经常星期天来找他聊天的，他总是在房间里，不然就是在操场，我们一找就把他找到了，然后就坐着聊上半天。我们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见到他，就是想跟他说话，说什么无所谓，听着他既可笑又奇妙的湛江话，从他的喉结滚动而出，我们就好像获得了莫大的享受。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说说北京，说说湛江，又要说到梅花党，又要说到样板戏，班里的事，打球唱歌的事，去陆地坡担沙，下生产队割禾插秧，学校鱼塘里的鱼，晒在篮球场上的谷子，等等，统统都说过了一遍，再也无话可说了，我们还是赖着不走，我们赖在孙向明的房间，就像赖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通向北京和湛江，以及所有我们无法想象的远处。
　
　　但孙向明不在，我们又委屈又失望，却不甘心，找不到孙向明我们是不能回去的，这件事情是这样重大，相当于英勇就义，庄重、热烈、难舍，我们就要哭了，但我们又忍着。我们都知道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不说话，到礼堂里找了一条木凳，一人一头抬着，横放在孙向明的门口，我们三人就并排坐在条凳上。
　
　　三个傻乎乎的女生，横着条凳坐在老师的宿舍门口，她们也不说话，互相依偎着，愁容满面。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疑惑。过路的人走过去，不由得回头打量，他们有点理解，也有点嘀咕，他们嘀咕着就走过去了。我们却毫不难为情，我们沉浸在内心的委屈中，眼睛是直的，却看不到别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太阳升得老高，孙向明踪影全无，又轻轻拍他的门，仍无声息。我们坐得有点累，就起身找他，条凳横在紧闭的门前，我们到操场上，操场是空的，我们往厕所方向看了看，又等了一会，然后我们从篮球场穿过去，走到食堂，从食堂出来到我们的教室，从教室穿过走廊和医务室再绕过礼堂还是回到孙向明的门口。
　
　　绕校一圈。这一圈绕得很是绝望，到处都没有孙向明，我们绝望地认定，再也不会找到孙向明了，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我们心灰意冷，步子疲惫，我们灰着心拐过了礼堂的墙脚，却一眼看到孙向明门口的条凳挪开了，我们的心一震，一紧又一松，怦怦跳了起来，就像有一只狗，忽然就在我们的胸口奔跑起来，它本来无精打采，一根肉骨头却从天而降。奇迹出现了，孙向明，我们看见了他。
　
　　他在水龙头前洗脸，他用的是那只印着大红喜字的搪瓷脸盆，穿着人字拖鞋。这只脸盆平时放在他房间的脸盆架上，我们熟悉得就像它是自己家的脸盆，但同样的脸盆，脸盆里同样的大红喜字，自己家里的那个是很难看的，年少的时候我总认为大红是最庸俗的颜色，大红喜字则是庸俗之最，土上加土。但孙向明的这只却有所不同，它有着光芒和蕴藉，是所有红色中神秘的红色，它的喜字也跟别的喜字根本不同。
　
　　他的人字拖鞋是要让我们心跳的，因为它夹在他的脚拇指缝里，淡蓝的拖鞋托着他的脚，他的脚背白皙瘦削，小腿上的毛惊心动魄。我们只看到他的背，他用双手捧了一捧水正往头上浇。我们想叫他，但我们忍着不作声。三个人站在礼堂墙角的拐弯处，安静地朝水龙头那边张望。
　
　　三十年后我重新看到这个情景，这时礼堂已经成为一片瓦砾，礼堂旁边的平房也早已不复存在。一切浪花终将死去，所有的水龙头已经消失。没有永世长存的事物，我也很快就会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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