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75 上部 时 光 贰 拾 叁

　

　　贰拾叁
　
　　灯光球场和体育场，它们在很多时候是重叠的，所不同的是，一个小，一个大；一个能打篮球，在夜晚灯火通明，另一个不能打篮球，却能开运动会，但夜晚是黑的。两个地方都开批判大会，公审大会，誓师大会，都放露天电影，都能演出。有关在体育场看电影，我曾经这样写道：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开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周围是高大的尤加利树，它们紧密环绕，风从树干的空隙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着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着银幕的正面与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起锚远行。”
　
　　就是那片开阔之地，南流最辽阔的地方，电影刚刚开始，“新闻简报”正在放映，在远处银幕依稀的亮光下，我们和吕觉悟相遇了。体育场是如此辽阔，天已黑尽，人流如潮，人影重叠，根本看不清楚谁是谁。但我们与吕觉悟遇见了！
　
　　在光线朦胧中，每个人看上去都一样，我心里想着，说不定吕觉悟也会来呢，忽然就听见喊我们的名字。我一回头，真的看见了她，她拿着一只小矮凳站在我们的身后。一个普通的巧遇，但我坚信那是奇迹，我想世界是多么神奇啊，如此辽阔的体育场，黑暗中几百上千的人，我念叨谁，谁就从天上掉下来，难道老天爷知道我的心思吗？
　
　　我特别兴奋，心情无比的好，我说我们别看电影了，到一边说话去。我们离开人群找到一块空地，一坐下来就急忙说起插队的事，好像不说就来不及了。
　
　　三个人，纷纷抢着说，插队好，农村的空气比工厂好，干农活也不怕，就当锻炼身体。还可以自学，白天干活，晚上就看书。我们抢着说话，兴奋，有把握，跃跃欲试，好像不是去插队，而是去远处上大学。我们真想马上就去，学校整日都是劳动，还不如早些去乡下，家里的大人也已经很烦了，去插队就是远走高飞呢，十六七岁，正是最不愿意呆在家里的年龄。
　
　　有插队这件事简直太好了，它就是我们远走高飞的翅膀，是伟大领袖从北京插到我们身上的，谁阻拦谁就是落后分子，更何况，不去插队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只能在南流街吃闲饭，当散仙。
　
　　风从尤加利树的后面吹过来，银幕飘动，幕上的人物歪歪扭扭的，像一些没有力气站稳的假人，它们已经完全不能吸引我们了，就像一些陈旧的日子，被我们抛弃。而天空明净，满天的星辰也在飘动。
　
　　告别的夜晚就这样提前到来，我们将不会再到这里来开会了，永远不会，也不会再到这里看电影，看演出，也不会再到这里跑步开运动会。再见了你的辽阔，你的沙土跑道，你永远稀薄的草地，还有你边缘的尤加利树，尤加利树后面的黄泥坡。要到多年以后，我们才能重新怀念戏台，和两面能看的电影，万人大会的欢庆、誓师和公判。
　
　　隔着三十年，在那片广大的黑暗中远远发光的戏台犹如神话，像黑暗中放置的一块方形玻璃，它发着光，里面有舞动的人物。记忆就是这样奇怪，体育场的戏台一会儿变得很小，像一只桌子，一会儿又变得很大，如同整个体育场。就是这样。有时我坐在最远的地方看它，远到上面的人只有手指那么大，看不清他们的脸，也听不清他们说的和唱的，高音喇叭的声音嗡嗡地在远处响着，上来一拨人又下去了，又上来一拨人，有时是一拨女的，穿着红色的斜襟上衣，有时是一拨男的，穿着绿军装，也有男男女女一大帮，都穿着白衬衣蓝裤子。也有单个，站在话筒跟着唱，或坐着拉二胡。有一个女声，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高而尖，时而咬牙切齿，那是我们医院的实习生黎桂女，她来自桂林，后来她留了下来，在手术室。她住在有着圆形窗户的阁楼上，张英敏带我去玩过，张英敏跟她讲普通话，她们是普通话阶层。这时候她唱的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仇恨入心要发芽》，“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她唱得很投入，我好像听见了她牙齿嘎嘎响的声音，我从远处奔跑过去，看到她接上了一根长辫子，她把长辫子一甩，就像一条黑色发亮的响尾蛇消失在她身后。
　
　　戏台变大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站在了它的中间，体育场的戏台比礼堂的大很多，因为太大了，它永远没有幕，前面是空的，正规的演出以灯黑为落幕，灯亮为拉开大幕。县文艺队曾在这里演《槐树庄》，每一幕结束的时候就是灯暗。但多数时候是不黑灯的，群众性的演出，排着队就走上台去，或者双手握拳放在腰间一溜小跑，或者一边跳着舞蹈出台来。结束的时候台风各有不同，有人拖着步子往两边走，走几步就坚持不住了，一溜烟往里跑，像是做了贼。也有一结束就作鸟兽散的，几个往左，几个往右，谁也顾不上谁，跑得丢盔弃甲，就像有人在中间掷了一枚炸弹，跑慢可就炸着了。
　
　　就这样我们几个就在了台上，是班级的节目，代表学校演出，叫《毛主席夸咱女民兵》，节目一点都不好，一首普通的歌，六个人，排成一排，跳完就拉倒。群众文艺就是这样低水平的，大家都不介意。姚红果、张英敏、安凤美、赵细兰、白小玲、吴一梅和我，是丁服选出来的我们班的文艺骨干，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我们就站在了体育场的台子上。“毛主席夸咱女民兵，夸咱女民兵”，我们开口唱了起来，边唱边跳，我们参照海岛女民兵的样子穿上了斜襟衫，腰间扎了宽皮带，皮带是标准的武装带，是家在人武部的白小玲借来的。六个人的声音这么小，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台下的人黑压压的，戏台有两个教室那么大，六个人站在台上犹如六粒盐掉进了大水缸，戏台又高，台上台下一样空旷，我们对着空气唱，一阵风就把我们的声音吞掉了。我们草草表演，自己已经知道镇不住台，越发潦草，这支歌真是长啊，其实只有八分钟。丁服在旁边喊：行礼谢幕啊——她的声音有点变，听起来像是喊救命。但姚红果呼地一下就跑了起来，赵细兰也跟着跑，剩下的我们坚持着，但戏台实在太大了，怎么都走不到头似的，有人说，算了，快跑吧。我们四个人就都跑了起来。
　
　　体育场搭起两个帐篷的时候有点像草原，草很低，贴着地爬，帐篷是白色的，如果不是有红十字的标志，那就更像草原了。红十字是我们医院的标志，是临时救护站，医院的人背着药箱在里面等候着。
　
　　白色的帐篷升起来，洪水般的人流从体育场的两个开口涌入，一浪接一浪。最早到来的是工厂里的工人，南流有地区水泥厂、县水泥厂、氮肥厂、磷肥厂、瓷厂、农机厂、纸厂、酒厂，又有大容山林场和荔枝场；有小学，南流镇小学、东方红小学、城南小学；有各种机关，县委机关人武部，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商业局二轻局工商局，教育局文化局卫生局，供电所百货公司服务公司，南流的人真是多啊，一浪高过一浪，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就这样汪在了体育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每个单位一副锣鼓，震耳欲聋，好像连草，连尤加利树叶都学会了敲锣，红旗更是不得了，每个单位有一半人撑红旗，那种长方形的，用竹竿串着的红旗。另一半人则人手一把纸红旗，是小的，三角形。
　
　　万人大会，红旗的海洋，烈日，用红旗挡着太阳，黑色头发和红色的光，眼花缭乱，有人中暑了，被搀到帐篷里，帐篷周围散发着浓厚的十滴水的气味。没有中暑的人口干舌燥，人人皱着眉头，主席台上说的是什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只盼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响起。多年来，一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就会有一种散场的感觉，散场，散伙，如获大赦，久旱逢甘露，暑天吹来凉爽的风。661233——255——3276521——，就像一扇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每个人心里舒出一口气，红旗不用再举着，可以扛在肩上了，三角纸旗也不必拿在手上，有人扔掉了，有人拿回家当柴烧。312353213——612137655——，这个曲子真是悠扬，连尤加利树叶也跟着悠扬起来，它扇了一丝风进来，黑压压的体育场松开了，散会的人潮水般往外涌，没有人敲锣鼓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时的毛泽东思想是轻松的，因为它让人回家了。
　
　　我参加的第一个万人大会是欢送五七战士到五七干校去，体育场的跑道上排起了方阵，要下放的干部戴着笠帽，背着黄绿色的帆布挎包，上面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张二梅的爸爸，姚红果的爸爸，我们医院吕虹和陈黎明的爸爸都在队伍里，他们要下放到干校去，但干校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忽然队伍的最前头跳起了表忠舞，是县文艺队在跳，他们边唱边跳边行进，像在表演，“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县文艺队的女演员一个个的都很好看，她们跳得就是比我们好，她们不跳舞光走路就好看。我一眼就看到了姚琼，她就在队伍里，也跳着表忠舞。她的衣服掐着腰，胸高腰细，但她就要下放了么？难道连姚琼也要下放么？难道全体县文艺队员都要下放么？我心里一惊，也替县礼堂的舞台一惊，没有了县文艺队，那个辽阔的舞台就要荒凉了吧，《白毛女》谁来演呢？北风吹谁来唱呢？但姚琼就在下放的队伍里，她们从主席台前跳着行进的表忠舞走过去，跑道在她们的脚下越来越短，很快，就到出口的下坡了。下坡的时候她们停下了表演，我跟着她们的队伍，目送着她们消失在卡车里。
　
　　我记不清了，更早那次似乎是欢庆“九大”。是夜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有许多纸做的葵花在晃动，高音喇叭里有强劲的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一圈圈的人，坐在草地上，有的人堆唱歌跳舞，大多数就呆着，锣鼓远远近近地响，不时有人流涌入，听说要搞一个通宵的欢庆。我是怎么来的，已经记不起来，总之就在了体育场上，没有老师，也没有学校的组织，身边有同班的十几个人，到了体育场就渐渐散了，只剩了六七个，听说要通宵，人人兴奋。我到了十一点多就困得顶不住，一个人回了家，家里是空的，父母邻居都在欢庆的人群中。
　
　　我是否在体育场听到过枪声？打靶，或是枪决犯人。早年体育场一带是刑场，那是一个山坡，草高树密，犯人背对远处的南流街，面向缸瓦窑方向，他们五花大绑跪在泥地上。有一次公判大会结束，当场实行枪决，有很多人挤着上去看，我奔跑着，背着现场，向着下坡的出口方向没命地飞跑，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生怕听见处决的枪响。
　
　　但打靶我一点不怕。方形的木靶竖在体育场的左侧，一共有三个，我趴在对面的草地上，眯着左眼，瞄准，三点成一线。实弹射击不是在体育场，是在河对岸的陆地坡。
　
　　有一个数字跟这些词联系在一起，叫“九二九”，类似的数字还有许多，是毛主席指示发表的日期，五七指示，五二三讲话，六二六指示，七二O声明，七二一指示，九二六指示这些数字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时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5·7指示，5·23讲话，6·26指示，7·20声明，7·21指示，9·26指示，等等，排在一起很像细菌工程的代号，虽然事过境迁，但无论如何还是觉得不妥，换回中国字才感到舒服了。后来五七指示变成了五七道路和五七干校，六二六指示变成了赤脚医生，七二一指示则成为了工厂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指示有关学生的那段我背得滚瓜烂熟，估计到了老年痴呆症那天还能想起来，我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街心公园晒太阳，脸上布满皱纹，手背全是老年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吃过饭或喝过水，大脑一片空白，孙向明、张英树、张英敏、姚红果、丁服、安凤美、郑放歌、张大梅、罗明艳这些名字是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吕觉悟和雷红也都不记得了。我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这个时候，如果五和七这两个质数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在第一时间以南流话的朗读腔念出以下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至于什么是九二九指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它跟打枪有关，是“射击”、“实弹”、“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打靶”、“瞄准”、“卧倒”、“民兵”的总和还要大，总而言之，九二九那天我们就到陆地坡实弹射击，我们都是十六岁，班主任说，十六岁以上全是基干民兵。于是上完下午第二节课，我们就分组过河打靶。在这之前我们在学校操场上练习瞄准，像猫头鹰那样把一只眼睛闭得紧紧的，三点成一线。
　
　　实弹射击使我兴奋，在去陆地坡的路上我提前认为自己是神枪手，我把桥上的木板跺得咚咚响，气势如虹胸有成竹。
　
　　然后，我趴在草地上，右手一扣扳机，耳边一声巨大的闷响，我本能地感到不对头。人武部的同志拿过枪看了看，说：连发了。他弄了一下什么机关，说，下面的打点射吧。他替我装子弹，看靶的老师过来告诉我，刚才我虽然只扣了一下扳机，由于打的是连发，所以属于我的三颗子弹一下子全打掉了。不用说，连发很容易打飞，三发子弹一齐出去，我一共只打了三环。我的神枪手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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