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拾
刘雅琴,住在赖三婆的隔壁,我和雷红雷朵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一九七五年,有一天中午雷朵跑来告诉我,说刘同志死了。我大吃一惊,不能想象一个每天在眼前走来走去的活人怎么就死了,刘同志,大人小孩都这样称呼她,其实她跟同志这个称呼相去甚远,她是旧时代培养的助产士,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她懂科学,讲文明,有礼貌,是旧时代的先锋,新社会的边缘人。
她独身,但有一个儿子,早已长大工作,很少来。她驼背得厉害,差不多九十度了,走路困难,但她慢慢走,一步一步的,很认真。她洁净、助人、乐天、平静。她在医院宿舍里,硕果仅存。她们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女子,她们,刘雅琴,蔡星,还有我大姨婆陈玉婵。蔡星是我母亲的偶像,在漫长的日子里,我经常听母亲念叨这个名字,但我始终也没有见过她本人。二OO五年八月我回南流,母亲给我看南流县人民医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合影,我在照片上看到了蔡星,她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布旗袍,中袖,气度非凡,有一种旧时代的端庄和蕴藉。在人群中极其醒目。她甚至使我想起了史良,但她比史良更苗条。母亲说蔡星也读文学书,兴趣广泛。
蔡星这个名字在她们那代人里很奇怪,人也如此。她们退休后烟消云散,唯有刘雅琴,住在了医院宿舍。
刘雅琴,刘同志,她就住在我家隔壁。
两间鸽子笼那么小的房间,她和赖三婆一人一间,但她比赖三婆吃得还要节省。让人匪夷所思,她一个退休助产士,难道比一个埋死孩子的杂役的母亲更缺钱花吗?她几乎不买菜,连几分钱一斤的青菜都不买。她每天到医院食堂帮忙干活,主要是帮摘菜,她会干上整整一天的活,刮土豆皮或萝卜皮,摘空心菜或苋菜,也洗菜切菜,她个子太矮,够不着水池和案台,她就让人把砧板放到地上,她坐在矮凳上切。她认真、勤恳,摘菜摘得最仔细,洗菜洗得最干净。她总在干活,不停下来。
她也不吃食堂的东西。碰到炒花生黄豆,一人抓上一把,刘同志不抓,有煮红薯,一人吃上一个,她也不吃。她微笑着,很安静,坐在她的矮凳上。她像上班一样,每天准点来,到点才走,下雨她也来,打着一把油纸伞,伞很旧了,但保养得好,用得小心,一点都没破。平日她走路就很慢,下雨就走得更慢了。
雨落在操场上,一片迷蒙,老鼠脚迹和车前草都挺起身了,水沟里有了水,哭猪捧着一只木屐出来了,刘同志拿着纸伞出了门,她慢慢挪下脚,再挪一下脚,下了门前的两级台阶,然后沿着走廊和水沟,走到尽头。她撑开伞,走进枇杷树和苦楝树的空地,雨水落在油纸伞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她脚下穿了一双雨鞋,鞋不跟脚,她走得真是吃力。她吃力地走过太平房和留医部,再过马路,过了马路就到食堂了。食堂和妇产科和外科病房在一起,没有传染病,很安全。
刘同志到食堂干活是义务劳动,她只是把拣剩的菜头菜根带回家,她每天当菜吃。
茄子的柄,白菜头,卷心菜菜头,苋菜梗,空心菜梗,都是食堂不要的,谁家都不会要,但是刘同志要。她放在布袋里带回来,放在她的砧板上。
她把白菜头的老皮削掉,把里面的菜心切成一片一片的,放上油盐炒,也一样清爽可口。苋菜梗也撕掉皮,掰成一截截的,用盐拌一下,再炒,拍两瓣大蒜,比苋菜更脆。空心菜梗则是斜刀切,炒的时候放上酱油、糖、醋、大蒜、辣椒,整个厨房都酸甜香辣。茄子头就差一点,剥了柄切成小块烧,也放酱油调料,也费柴火也吃不少油,看上去却是硬的。我还看见她把茄子的柄也切成小块一起烧,这就更不好吃了。
刘同志说,茄子里头的紫色有一种特殊的营养,虽不好吃也要吃一点。她是很懂得营养的,她认为政府应该奖励种大豆,广泛宣传,让大家都吃豆制品。但我很少看见刘同志吃豆腐。
她还用西瓜皮做菜。把那层青的硬皮削掉,切成片,看上去有点像冬瓜片,也用酱油、糖、醋、大蒜、辣椒炒,也是很好吃的。我们家也吃。大家都吃。但大家是吃自己吃掉的西瓜皮,刘同志做菜的西瓜皮是我们给她的,她说她吃不了西瓜,太凉性。
她也吃柚子皮。柚子皮,这在南流街可是好东西,每家每户都要把柚子皮留下来做菜吃的。街上还会有剥了柚果的柚子皮卖。也有人为了吃柚子皮专门去买一只柚子来吃。
(柚子皮,在我的返乡之路上它闪耀着青黄色的光泽,我看见它最外层的硬皮正在被我削去,每削一片,它表皮上的颗粒都会滋出醇厚的柚香,一直沁入到肺部,闻到这种气味我会微笑,它温和、抚慰,使我喜悦和宁静,它是慌乱的岁月里最妥帖的事物之一。我不知道它是怎样长成的,一棵柚子树,硕大的柚子挂在上面,不成比例,并不美,但喜气洋洋,而特殊的香气在暗中堆积。我把柚子皮切成一片片,放齐面的水烧开五分钟,然后捞出来,把水挤干,在清水里泡,苦味就去掉了。镬头烧热,用锅铲铲上一点猪油,把柚子皮放进去,加上水煮。热气腾腾的时候放进酱油和盐,再加一点猪油,起锅的时候再放上一点葱花。
我对柚子皮的热爱胜过柚子本身,我不知道何以如此。在八十年代的N城图书馆宿舍,我曾经用清水煮过两只柚子皮吃。真是骇人听闻,连我自己都感到荒唐。我用一只洗脸盆作炊具,两只柚子皮在脸盆里有足足大半盆,它们像海绵一样泡足了水。我把烧开水的电热器直接放进脸盆里,八百瓦的电热器,环形的导热管裸着,我就把它放进柚子皮的中间。我守着脸盆,耐心地看着导热管上的水泡一个个地上升,热能在柚子皮的内部聚集,脸盆的外壁开始热了,热气开始升上来,我心里无比踏实。没有猪油,也没有酱油和葱花,只有盐。仍觉得好吃。
在物质渐已丰富的八十年代,一个人吃光了一脸盆清水煮柚子皮,这一情形比较古怪。这种热爱很难说不是怪癖。它根深蒂固,是南流给我的馈赠。)
刘同志常年吃菜头也是怪癖么?没有人这样认为。她也愿意吃好一点的菜。有一次食堂加菜,梅菜扣肉,她要了一份带回来。连续两三天,她每顿都在饭面上蒸扣肉吃,每次蒸一片。她吃得很惬意,有一种过节的喜悦。她喜欢她的儿子,儿子高大,体面,但还没有结婚,谈过女朋友,没有谈成。刘同志要把所有的退休金存起来,给儿子娶老婆。三转一响,衣柜和床。三转一响是个奇怪的词,不知是谁发明的,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是收音机。
经常谈论营养的刘同志就这样去世了,她长年吃菜头,但她的儿子很少来看她。我只见过他一次,他严肃、沉默,长得完全不像刘同志。追悼会在旧产科,那里做了广播室和阅览室。桌子上靠墙放着刘同志的遗像,是黑白半身像,那时她并不驼背,神情端庄安详。她的儿子来过又走了,他带走了刘同志的所有遗物。房子一下空了。
还有谁呢?
旧车站砖房里住有学术叔和罗华年阿姨。李学术在X光室搞透视,但他无所不能,他是七十年代的玩主。星期六学术叔是要去打鸟的,也要去钓鱼,也养了花,花不是什么稀罕品种,是寻常的指甲花和鸡冠花,就放在天井边上,用普通的瓦盆,瓦盆壁长了青苔,很好看。
打鸟是打麻雀,用气枪,要去很远。学术叔就全副武装,换一套旧衣,饭盒装饭放在网兜里,挎上行军壶,灌满白开水,壶上的帆布带都打湿了,还有气枪,擦得锃亮。他上夜班的下午就会在厅里摆弄他的宝贝,他坐在一张竹椅上,脚边的机油、抹布、棉花、油纸散了一圈,他抱着气枪,鼻子顶到了枪管,好像那不是铁做的,倒是红烧肉做的。铁的气味从厅里直传到厨房,又传到骑楼,孩子们都知道,天上飞的麻雀快要被学术叔打下来了,他是神枪手,一枪一只,他跟《江姐》里的双枪老太婆的区别在于,他用气枪,双枪老太婆用手枪。
他又把电筒系了带子,斜挎在身上。他身上披挂的东西真是多,人却是更精神了,像是电影里的特种兵,要单枪匹马深入敌营。听说他是从部队转业的呢,神枪手原来是有来头的。他肤黑而结实,动作敏捷,他一飞身就上了自行车,两只车轴也被他上了油,轮子无比轻快,一下就滑出了老远。
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又到了下午,学术叔还没有回来,他是去大容山吗?那是最远的山,有许多树,有林场。那实在是太远了,远到难以想象,远到所有的鸟都藏在那里。那里的树木一棵挨着一棵,靠得紧紧的,就像大年初一的西门口,那里的鸟密密麻麻,飞起来遮天蔽日,像乌云一样,地上的鸟屎有一尺厚。学术叔踮手踮脚,无声地行走在林子里,他的头像梅花鹿,他的四肢像豹子,但他比鹿和豹更厉害,因为他手上握着一杆枪。他躲在树后头,眯起了一只眼。
天色已黑,学术叔在树林里,他更像一只豹子了,他的眼睛发出了淡淡的光,电筒就在身上,但他不必打开,他的夜视功能超一流。远近的树,树上的枝杈树叶,地上的草和树根,一样一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看到了它们在白天的颜色,有的绿,有的黄,有的则是土褐色。站在树杈上的一排麻雀,他也看到了它们,它们一只只都胖胖的,吃足了虫子,心满意足地歪着头。学术叔心里笑了起来,他眯起了一只眼,他的眼睛在夜晚发出光。
学术叔到深夜还没有回来,华年阿姨就睡觉了,她星期一要上班,她是妇产科最优秀的医生。这时候学术叔正在大容山上捡麻雀,他的战利品真是太多了,尸横遍野。他用电筒照,一只一只的捡进网兜里,前所未有的多,简直就用用机关枪扫射的。他的手黏糊糊的,带血的鸟毛沾了一手。
一共有一百余只,两只网兜沉甸甸,红旗插上大别山,踏平东海万顷浪,学术叔意气风发,他心里面插满了红旗,车头上挂着两兜麻雀,一路下坡,单车飙着滑行,空了的行军壶拍打着他的腰,风扬起了他的头发。天已经亮了,水沟前大家正在刷牙,一阵铃声,学术叔已到了骑楼下。他把麻雀放在地上,说,大家分来吃把。他拧开龙头哗哗洗手,洗完手不吃东西就进屋睡觉了。他补休。
我们吃麻雀粥,跟鸡肉粥差不多,更甜。甜是南流街对美味的顶级称赞,跟糖的甜不是一个意思。做麻雀粥是很麻烦的,比小鸡还小的麻雀,要一个个拔毛,开膛剖肚,取出内脏,去头除脚。但麻雀肉粥真的很甜,加上白酒和生姜,味道鲜美。
钓鱼的时候更多,他拎着一只小铁桶,里面装着一 泥和几根蚯蚓。蚯蚓容易搞到,泼一勺茶麸水在屋后的泥地里,不一会就有蚯蚓拱出来。鱼却难钓,学术叔戴上草帽,在圭江河边坐上整整一天,只能钓上两三尾很小的鲫鱼。他不着急,下次他又去。
他们家有书,是新书,《红旗插上大别山》、《踏平东海万顷浪》、《欧阳海之歌》。华年阿姨还兼管过医院图书室,借给我《放歌集》、《红卫兵之歌》、《金光大道》,她步履轻捷,昂着头走过操场,她要到广播室放广播,我央求她:再放一遍《红色娘子军》吧。我站在枇杷树下,头顶的枇杷正在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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