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75 上部 时 光 拾 陆

　

　　拾陆
　
　　农业局的院子里有很多橘子树，矮矮的，比我们略高。还有扶桑树，也是矮的。有一种甲壳虫，我们管它叫黄虫，是棕色。有蝴蝶的幼虫，跟蚕蛆长得一样，却鲜艳，身上一道明亮的黄色，一道细细的黑色，一道绿色，身体的两边还长着一簇簇毛，细而尖而硬。它们从树上掉下来，叭嗒一下。明明是从别的树上掉下来的，不知为何却叫樟木蛆。
　
　　它们都是我们玩过家家的良好食物，足够奢侈。
　
　　我们不叫过家家，叫“做灶”。这个词，只有用南流话说出来才娇憨，才会有味道。灶，音调上扬，念豆的音，它是一群小小女孩歪着头说出来的词。做灶，我不会用普通话说出这个词，那会使这件事本身变得坚硬、实用、毫无诗意。
　
　　张二梅、张三梅、张四梅，五梅还小呢，只有三岁，二梅不带她玩。我和吕觉悟，我们走进农业局的院子，一进大门就冲橘子树张望，玉白色的，闭得紧紧，一点都没开的花苞，那就是我们的菜，假装它们是鸡，八角钱一斤。但是，很快，我们就不想把橘子花苞叫做鸡了，因为前面出现了扶桑树，扶桑花的花苞更值得叫做鸡，它又大又红，有着鸡冠的颜色，它纹理清晰，闪着光泽，有一个绿色的柄托着，好极了。一摘摘了七八个，满满地捧在手上，一前一后去到张二梅家。她家门口有一个很宽的骑楼，有一间房那么大，是正方形的。房间里很空，墙上挂着她爸爸穿着军装的照片，戴着大檐帽，很威武。她家大人经常不在家，偶尔在家，也很和气，她爸爸讲一口北方话，妈妈是南流人，在服务公司卖馒头和豆浆，两夫妻一心一意想生个儿子，对女儿们并不介意。她们姐妹五人，五朵金花，一朵接一朵地生出来。
　
　　我们到院子里，在一块空地上各自划定自己的家。我找了一块井盖，吕觉悟找了一块大石头，二梅三梅用树枝拦了地盘。纷纷捡了瓦片假装是锅碗盆瓢，大大小小的，摆了一地。要买菜！要有集市！不知是谁如此雄才大略，一下子就开阔了思路，她站在高处振臂一呼，我们狭窄腻熟的游戏一下就具有了规模。真是激动人心啊，我们在农业局的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虚拟的菜市，各种卖菜的摊子摆了三尺长！
　
　　这个雄才大略的人就是张二梅。
　
　　摘了树叶假装是青菜，拔了青草假装是韭菜，扶桑花蕾是鸡，橘子花当什么呢？就当竹丝鸡好了，那种长着白丝羽毛，骨头是黑色的鸡，价钱最贵，开刀动手术的人才买来吃的。又捧来沙子，当大米，用口盅装上自来水，是油，或者酱油，石子当鸡蛋是不用说的了，管它圆还是不圆，统统五角钱一斤。吕觉悟不怕虫子，她抓来黄虫当鸭子，又弄了两条樟木蛆摆上，说是鱼。大家把纸撕成一片一片的，充当钱，小的一角，大的五角。
　
　　菜市就开张了！大家既当卖主又当买主，一会守着摊子，一会又窜出来买菜。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真是新鲜热闹。大家买了鸡又买了鱼，买了鸡蛋又买了青菜，一个个心满意足。回到石块围着的家里，切的切，炒的炒，添上油加上盐，又盛在瓦片上，越来越像真的了，比真的更加丰盛诱人。
　
　　张二梅却不让我们过上小康的日子，她说：要大修水利！她脱下木屐在水龙头和空地之间画了一道线，我们用木棍或瓦片，挖的挖戳的戳，开出了一道手拇指深的浅沟。水却没有引来，在中间就泛滥了，淹了一地，每人一脚烂泥。
　
　　张二梅又说，要学大寨，搞农业。仍然是木棍和瓦片，挖了土，种上草，假装是水稻。
　
　　一九六九年，张二梅十岁，她说：深挖洞，广积粮。当然这话不是张二梅说的，是伟大领袖说的，大人们在会上反复学习，大标语刷在墙壁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鲜红的大字随处可见。一时间，机关学校工厂，全民开挖防空洞，随时准备苏修的飞机来轰炸。
　
　　我们的游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真正的防空洞在南流的丘陵山坡日日掘进，新鲜的土腥气弥漫在南流，铁铲锄头携带着山上的气味停留在每一个家庭的门背后。山坡被挖开了，就像一只巨大的鸡被开了膛，露出了红色的内脏。小学生挖战壕，大人们挖防空洞，我们看见了浅处的棺材，深处的白骨。盛放骨头的坛子被打碎，白色的骨头废弃在山坡上，零散而阴森。棺材坑里植物茂盛，旁边生长的粘子果又红又大，充满诱人的危险。
　
　　还有过很多政治化的游戏，两军对垒的“摸电”，刘胡兰就义，白毛女在娘娘庙，等等，都是在农业局的院子里，我们的游戏如同橘子树和扶桑花，郁郁葱葱，带着美艳的颜色，以及夏天的气息，停留在一九六九年。它们繁花似锦，仍未褪色，但已跟随一九六九年远去。一九六九年，疏散城镇人口，我离开南流，到老家农村，一切游戏就在这一年结束了。
　
　　有关农业局，我还看见过新娘和棺材。新娘已不知去向，棺材依稀，是真的见过，或是只存在于传说中？死去的人是农业局的局长，我见到过他的妻子，她从农业局的小门出来，走下码头，去洗衣服。她戴着我们南流的笠帽，在阴天也戴着，听说她被剪了阴阳头，笠帽是用来遮住头发的。我跟他的女儿玩过一次，在沙滩上挖地道，他女儿讲一口N城话，声音和语调像后来的杨海燕王雪，洋派，与南流镇很不谐调。他们全家来自N城，我们眼中的大城市。
　
　　张二梅告诉我们，局长老婆生活讲究，连小便都要用草纸擦屁股，她亲眼看到过。那黄色的草纸剪成四四方方的，巴掌那么大。真的是太讲究了，南流镇上的人没有这么浪费的。最小的卫生习惯，在张二梅看来是那么刺眼，局长一被批斗她就管局长的妻子叫王光美。
　
　　那一天上午，天很阴，沙街上有人说，农业局死人了，被斗死的，吊了整整一夜，绑着拇指吊，手都快断了，有人踢他，他五十岁了，受不了折磨，就死了。
　
　　他的妻子没有哭，她仍戴着南流的笠帽，到河边的码头去。她跟谁都不说话。
　
　　水运合作社是另一个部落，它在沙街上，但它的根基是在水中。它是许多船组成的，船从不知什么地方来，它们停在沙街的码头上，船上的人走下来，在水运社里住上一夜，第二天他们就走了。
　
　　水运社就像一个客栈，一间大屋子里有许多床，是架床。屋子暗而潮湿，有一些神色木然的人坐在里面，床上放着包袱。
　
　　船上下来的人，都是有些木然，她们不笑，没有表情，似乎庄严却又木讷，不知道该跟她们说什么，而她们是绝不会主动跟你说话的。船上的女人梳着一根独辫子，既古老又古怪，她们光着脚走过跳板，走在沙街上。
　
　　女孩子们从船上下来，她们不梳一根辫子，梳两根。她们是江河的孩子，不是圭江河，而是所有的河，她们的船在世界的河流里飘荡，她们是水上的花。她们说的话不是南流的口音，哪里的口音都不是，她们的语言是水上的语言。
　
　　船上的女孩子下来就不回去了，她们要到我们的学校上学，水运社就是她们的家，父母上船走了，她们互相便都是姐妹，大的照顾小的，同进同出。她们如同踩水而来的一群小动物，浑身湿漉漉的，有着同样的举止和声音，眼神机警戒备，随时准备迎接挑战。
　
　　船队再次来到就是她们的节日，笑容在水运社门口停留，一直铺展到码头。踏上跳板的独木桥，如履平地。来到船舱，油光水滑，一尘不染，摆着大红的被子。母亲坐在舱里，父兄站在船沿外。他们在船上做饭吃饭睡觉，洗澡和拉屎，在船沿上围上篾席，水花飞溅。
　
　　那是另一种生活，有着陌生的尊严。人和船都如同流水，唯有水运社，如一块巨石，留在沙街。
　
　　永远不走的只有老人，他们经过了世界上所有的水，比南流镇上的老人更老，皮肤黑而厚，有着更多的皱纹。他们每天都在水运社的门口，在骑楼下，那里有一台绞绳机，两三个人一组，把粗麻绞成绳子。不停地摇着铁把手，轮换着摇。其余的人在破竹削篾，要编成竹篾席。
　
　　老人也像一些石头，留在了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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