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定律
作者：孙寅贵 [特大 大 中]
四公平带来效率
（一） 公平是最有成效的管理
专利制度下，当代表着智慧、技术，公平地参与成果分配的专利法（1624年，英国颁布《垄断法》，人们通常称之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诞生后，社会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成果以难以抵挡的势头径直向前，以此体现出了由制度公平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效率。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一下子把生产效率提高，谁都知道火车比马拉的东西多，而且它可以实现昼夜不停地劳动，还可以干人类干不了的重活，这是先进管理制度以科技进步提高效率的例子。《乔家大院》的身股体制，微软的员工入股、期权也是由营造公平的管理带来效率巨大提高的典型范例。
17世纪后的英国，人才、资本都往科技领域倾斜，一个仅拥有24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当时居然可以独立对抗全世界。到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39％，贸易量占世界21％，均居世界第一位，煤和钢铁产量都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被誉为“世界工厂”。伦敦则成了国际金融中心。19世纪末，英国依靠海上霸权，占领了比本土要大150倍的殖民地，成了“日不落帝国”。1851年，世界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英国举行，他们展出了先进的轮船、新型纺织机等当时的尖端科技，令清政府官员看了之后瞠目结舌。英国，准确地讲是因专利法，才成为第一个走上了工业化的国家！
当时拿破仑蔑视它，认为毁灭它易如反掌。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拿破仑不服：就一小小岛国，怎么打也打不过。为什么？
因为无人能阻挡英国的产品在源源不断流向全世界，就连拿破仑自己军队的军服，都是英国制造，这就是由制度的公平推进科技进步带来的效率。
反过来讲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社会成本极大，回报给社会的唯一成果就是——落后。
公平需要与时俱进。
公平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跟随社会发展不断修正。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向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垄断方向发展。由于垄断占有社会更多的资源，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换得更多的资源。当时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由于它的运量很大，所以它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获得铁路部门的配合，提供运输，故投入到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会很低很低。因为垄断往往可实现多种资源的控制，成本大大下降，由于规模，也使得国家公权力都往其身上倾斜，垄断集团绑架政策制定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些有违民意的政策制定者一屁股坐在了垄断集团的怀里，让少数人能冠冕堂皇地利用公权，对原本属于全民的资源进行社会性的“抢劫”，对垄断者自身而言，是走上了更加良性的循环。这是一种新的不公平，使得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当消灭了竞争，效率和成本已不再是垄断者考虑的问题时，全社会人的腰包自然就成了他随意支取的提款机。
一句话，公平被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所打碎，为修复打碎的公平，催生了代表新形势下大众公平意志的《反托拉斯法》，从此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效率。
公平与效率始终都不应是矛盾的，只是体现公平的不同形式。
（二） 公平与效率
我查阅了大量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论述，也曾与不少学者名流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的观点普遍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难以分离的矛盾体。在不同时期应分别有优先，如：中国改革初期，要先让一些人富起来，强调优先的是效率。社会财富多起来了，强调优先的就应该是公平了。总之二者尽管最终是统一的，但过程是矛盾的。在讲究效率的时候，必然会不公平；讲究公平的时候，必然会影响效率。
对此我个人看法与多数人是不一致的：公平是一种定律，没有先后，只是不同的时间、社会状况，追求实现的是不同的公平。当某个组织处在贫穷、匮乏，急需发展阶段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能够相对于其他的组织获得更多的财富，这才是这个组织争取的最大的公平。所以当贫穷的时候，当企业的规模很小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种“大公平”，是跨越自己组织、家庭、个人之外，相对于其他组织的一种比较公平。当三个猎人合作打猎，正遇一只大雁飞过，此时就有两个公平摆在他们面前，第一个是共同齐射，让他们这三人的组织相对别的组织先拥有这只雁；第二个是，讨论甚至投票民主决定这只雁的烹饪方法和分配原则。这时当然应追求“第一种公平”，尽可能高效地射下这只雁。
当组织集聚了相当的财富和规模时，这个时候应该慢下来讲分配公平了，如果分配不公平，这种高速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这就是说公平的重点已由共同获得转向分配了。所以，用我的话来总结，当一个组织处在相对匮乏的时候，当一个企业规模还很小的时候，或者初期创业的时候，应该讲“大公平”，也就是效率，通过效率获得更多的财富和精神是最大的公平。当组织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拥有一定财富的时候，要讲“小公平”，是指组织内个体间的公平分配。管理者、突出贡献者应该得到怎么样的回报，即实现将个别差异的贡献区分出来的公平，只有这样才会使这个组织稳定。
有多少组织、家族在艰难困苦中过来，却在繁荣富足中消亡，举不胜举，所以小企业讲“大公平”——效率，大企业讲“小公平”——稳定。
“大公平”——效率，“小公平”——稳定。
我在本书里仅讲了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应该回馈社会，很少涉及回馈的方法。其实回馈社会的方式有很多种，捐助只是其中一种，从效率来讲也许是最低的一种，对一个企业家，要考虑给社会回馈，就得思考一下，以什么样的形式回馈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回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最大的回馈社会，也是最大的慈善。以前当一个求职者，或者一个亲友帮另一个亲友，或者一个朋友帮另一个朋友谋求职位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给他碗饭吃吧。”这个“给碗饭吃”和乞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希望你给他一个通过劳动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机会，是对他最大的救济，是最大的慈善。
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政策，尤其一些税收政策，在考虑到社会效率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只有着重考虑政策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政策才可以体现得更为公平合理。比如现在企业获得的利润，不管是用于投资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在税收征收上没有任何区分。我们国家为了鼓励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倒给了外国人公平。同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各自分得了红利，用于再扩产或用于投资新的企业，享受的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国内的企业只能拿税后的利润去投资，国外的股东分得的红利若再在中国境内投资会退税给他，鼓励他用赚到的钱再来投资。这实际上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还是知道要鼓励外资用挣来的收入再投资，因为再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税收来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政策鼓励内资呢？！无论是从他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回馈社会的贡献上，我们都应该鼓励。就是从公平的角度，也应该内外一致。更何况内资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财富基数，往往弱于外资企业。若还不能获得公平的政策，回馈给社会的恐怕只能是消极：“分得的反正是税后的，让我去投资也没什么政策，我还不如把它花掉。”这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可喜的是：内外资公平税赋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图7青岛百龙塑钢门窗异型材厂一角
青岛百龙塑钢门窗异型材公司是一个中外双方各50％股份对等合资的企业。我们用在该合资企业两年的税后利润去收购一个新的企业、扩建设备。红利原始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50％，可是最后再投资时，作为国内投资的百龙必须额外付出一笔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当初的税后红利各是1600万元，
但是由于外资是退税的，他就不止1600万元，当时的税率是15％，而百龙要想获得跟他同等的股权，就得额外拿出245万元来，才能同权，这样公平吗？
发达国家为提高社会进步效率，鼓励投资，活跃经济，以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不仅有包括抵税、退税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还对不贡献社会的沉淀资本，征收存款税（不是目前中国意义的利息税）。
贫穷时应关注“大公平”，富裕时应关注“小公平”。
创业初期，物质相对匮乏时，过于讲分配公平不仅会影响效率的公平，而且会增加管理成本。因为公平不仅仅是针对分配，在物质比较贫乏，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大家把着眼点都看在公平分配上，像我前面讲的例子，突然一只鸟飞过来，三个猎人在争：一个要香酥，一个要清炖，一个要红烧，还有你分配哪部分，我得哪部分，等最后甚至在投票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鸟已经飞走了。所以这时候，失去的是最大的公平——共同应有的猎物，获得的是——毫无意义的虚无的公平。
大组织如果不讲“小公平”，就极可能带来毁灭。由于大的组织相对来说财富总量一般都很大，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这少数人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可能导致财富在众人不知不觉中，不公平地流向个别人的口袋。这种行径一旦被人发现必然出现愤怒，甚至是分裂。反过来讲，当一个组织不能给该组织内有过突出贡献的人公平的回报，在该组织初期或高速发展中反应并不明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看不到结果，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那种不公平的感受并不凸显。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发展的时候，大家自然会停下来观察，这些财富和发展跟我有多大的关系，我是否能在里面得到公平，所以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要拿出点时间来看看，是否能够公平地对待在组织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使组织成员公平地得到分配。如果不公平发生在一些掌握该组织重要资源人身上，可能导致这部分人分离出这个组织，也有可能由于不平衡的心理导致这些人采取不合法或者是不道德的方法，掳掠该组织的财富和资源，云南红塔集团创立人禇时建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大的财富比较多的组织中，如果不能把一个一个个人的小公平实现到各自的身上，他们的能量会由原来对这个组织的贡献，变成分裂和破坏，该组织也就极易失去稳定，更无效率可言。
（三） 从家族企业的效率看公平
一说家族企业，在中国好像是贬义词，其实全世界很多优秀的企业都是从家族企业开始，家族是原始创业的最好土壤之一。甚至至今仍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杜邦不就是家族企业吗？沃尔玛也是家族企业，IBM、高通、福特等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如果你细追溯一下，国外所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从小到大，恐怕百分之八九十都起始于某个家族。所以，家族企业既是成就目前企业的主要土壤，也是成就未来企业的生长苗圃。因为一个创业者一上来就以一个上市公司条件来做，难度太大了，因为需要的创业资本太大，在创业的瞬间需要集中很多的人才、资本。而对于很多原创性的东西，它不像某种规模工程，有国家资本和重大的投资集团共同创立，如三峡、电信、移动等。除此之外基本都是从小规模小资本开始，一般也只能从家族开始。因为从家族开始，成本相对比较低，可以不考虑到其他的风险，不担心团队的工作激情，也不害怕会出现一个人独立面对困难，是最容易具备的创业条件。大家不需分清贡献，也不考虑奖金，当然也不必考虑分配。向着一个目标，劲往一处使，一鼓作气，因为是一家人嘛。
这个时候，亲情就是制度，通常人们都相信不会背叛亲情，所以当企业小的时候，制度可以亲情化，不用担心有人作祟，也不需要在监督、管理上投入过多的成本，家族就是原始创业的最好土壤之一。以前是，我相信未来也是。所以家族企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生土壤。
创业时期，家族企业制度可以亲情化。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对它不屑呢？确实是由于中国文化下的家族企业，出现了不少问题。我在这书里也有不少的篇幅在叙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我以前的一本《总裁的检讨》一书中专门做了检讨，但是今天，我对家族企业的认识观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当一个企业初创时，做的往往是买卖，甚至谈不上是企业，只是一摊，面对一个卖菜的，任何买菜的人不会关心卖菜的人的出身如何，有无文化，诚不诚信。人家关心的是菜摊上的菜是否新鲜；小摊谈不上是一个组织，自己对自己负责，遇忙时家人帮助照看一下就行了，没有分配也不涉及公平。
当这个小摊发展成一定规模固定的点，形成企业的雏形的时候，比如说，开饭馆，这个时候就不单纯关心他卖的菜是否好看了，作为客户，他往往要考虑背景，他会不会用地沟油？剩菜会不会再上桌，卫生吗？这是很多人到餐馆要疑问的问题，他的菜新鲜吗？他用的各种调料是否是化工产品，是不是食品级的等等，这也都是大家会顾虑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到一个生疏的地方挑饭馆，最直观的是看看这家门口是不是停车多，或许是里面是否有很多人在用餐。因为这里一定有人了解，吃亏上当的也不是我一个。
当需要全方位信誉参与竞争，特别是创业初期即无精力及时制定有效制度和监督机制，又欠支付能力时，最能对该（组织）饭馆自觉提供责任和保障的，当然是家族、亲人最可靠。由亲情构成的信任，即使将公平分配往后大大推延，一般都不影响稳定，此时制度可以亲情化。这有可能给创业者非常关键的喘息机会，成功也许就在这一步。
那么，你要再把企业做大的话，就要考虑它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当企业做到连锁，就面临质的跨越，随着企业的发展，应将亲情化的制度改变为制度下的亲情，尤其要做好观念上的转变。即便再大的家族成员参与在管理团队里，也很快成为少数。另外，随着家族范围的扩大，亲情成分和信任也随之稀疏，此时制度亲情化的状况，不仅面临挑战甚至面临灾难，必须尽速建立公平、有效的制度，也就是必须将以前亲情化的虚无制度转变成包括亲友在内，一视同仁的制度，也就是前面说的亲情制度化、公平化。
亲情的制度化、公平化在定性上是很容易的。在定量和具体解决上是极其困难的，可以理解为一场内部革命，处理好，可以是“光荣革命”，处理不好极易演变成一场“内战”。
我是从“内战”里爬出来的，我是带着满身的伤痛来给各位讲讲我的家族企业公平发展观的。
第一，创业主导者不能像傻子吃馒头，前面的人已给他吃过三个馒头，没饱，第四个人给他一个馒头，饱了，故他只感激和回报给他第四个馒头的人。
前面讲了亲友的那种不计得失、忘我精神、自觉奉献、责任心等等，给创业者的喘息恰恰就是前三个馒头，没有这前三个馒头也许他连等到第四个馒头的生命机会都没有，哪有后来成功的可能。家族企业的内战一般都起源于对这一点定量的认识。
第二，度过了在“大公平”感召下，相比其他组织尽快尽多地获得财富的创业者们，随着企业的发展，应将亲情化的制度改变为制度下的亲情，尤其要做好观念上的转变。当迎来了规模、财富后，必须实现组织内的“小公平”（组织内个体间功劳、贡献的公平，及时地按个人贡献的差异分配），多数走向矛盾乃至内战的家族企业是因为不及时、欠公平或对公平认识差异所致。
第三，创业主导者应尽快引领群体投入更高的“大公平”精神氛围，让原有创业者认识到，我们的原有知识储备已近枯竭，体力、精力也已透支需要休整，加上我们现已具备的财富、资本，完全可以聘请到更具备下一棒（接力棒）所需知识和体力、精力的选手，我们原有的创业者可用我们的经验和对组织的忠诚投入掌管方向舵以分享到相对其他组织更多的财富和自豪。这才是真正的效率。
假如前面的三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内战”就不可避免，其破坏性不可估量，就像后面我即将说到的我的亲老兄，他将以当年创业时的那种热情来破坏，这种破坏是非常有力度的。他非常了解核心，你的“七寸”（蛇的生命点）在哪，他是一目了然，由亲情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力，是一般的非亲情难以比拟的，这就是成本。
当时，很多谈好的合作都泡汤了。尽管我在贵州投资规模不小，但到今天银行贷款还是零。为什么？人家就是一句话：“他亲哥哥都跟他合不来，对这人要小心。”
我想，要减少这种负面成本，必须要在我前面讲的三条上有明确的认识，有足够的防范和积极的化解投入，否则，结果就成了破坏。
在讲到小企业讲“大公平”、大企业讲“小公平”的时候，特别验证了我们民族传统中的一句古话“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深刻内涵。为什么？共患难的时候，大家追求的当然是效率优先的公平，为什么不能共富贵呢？这个时候追求的当然是分配结果上的公平，所以如果这句话大家认识清楚的话，就会少犯很多错误，也不会整天争论“到底是效率在先，还是公平在先了”。
如果我们要把企业更大地往前发展，仅亲情的制度化仍然会有障碍。因为你仅仅把大家的行为规范起来了，这种主观上的目标共识和一种精神倾向，特别是与更大社会公平的融合如果不能得到统一，恐怕很难基业长青。所以有两本美国人写的书《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无不在强调这一个问题，作者在研究对比时发现，但凡世界上那些能够持续发展的和有规模的企业，他一定有着朴素的价值取向，才可能把众多的人集中在一起，奔向一个共同认可的目标，才可能基业长青。这应该叫走出组织本身与社会共享公平才可基业常青。
概括起来，小规模创业做的是买卖；大一点做的是团结和亲情；再大就应该有一种统一的组织群体认可的思想；如果要做成顶级长盛不衰的企业，恐怕就要有一种贯穿企业的近乎宗教的思想理念。下面是《基业长青》中一段话，也许可以支持我的上述观点。
精神有时是最大的物质。
“像教派一样的文化可以强化公司追求远大目标的能力，原因正是这种文化会创造一种属于精英组织，几乎什么人物都能形成自发意识。IBM自觉像教派一样的意识，对IBM研制360系列大型计算机的能力极有帮助；迪斯尼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有如教派一样的信仰，加强了迪斯尼推动胆大包天的目标，如建造迪斯尼乐园和佛罗里达州新乐园世界的能力；如果波音不是决心成为由生活、呼吸、吃饭和睡觉都念念不忘自己所作所为的人组织成的组织，就不可能成功地推动制造波音707和747的计划；索尼要不是几近狂热地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组织，必须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就不可能在50年代在晶体管方面采取大胆的行动；默克公司因为对公司的理念有着教派一样的信仰，员工才有一种深属与众不同的组织而不是随随便便一家公司的意识。我们主要是靠这种意识激励才激发出所需要的力量，把默克建立成世界上著名的制药公司。”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这么啰嗦的语言来阐述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今天中国的企业，包括家族企业能从平均寿命2.9年有所提高；100年后世界知名企业行列里有中国企业因本书的某些理念而成功入榜。
五守住公平的底线
“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这句话的原创者是谁，守住心灵，不理会上帝的考验，就连上帝拿你也没辙。我没做过考证，但这句话的道理对每个人都适用。守住公平的底线，守住心灵，不理会上帝的考验，就连上帝也拿你没辙。
有法守法，但经常会碰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时候，那守什么呢？确实有些人就什么也没守，结果就走向了不归路。守住公平的底线是使自己远离“不归路”和不被上帝毁灭的有效办法。
比方说早年公开大规模非法集资的第一人——沈太福，当时他认为发现了一个不是银行胜似银行的获得企业发展资金的办法。当时中国还没有“扰乱经济秩序罪”，这个罪后来也是依据他的行为，并在枪决他以后才有的。随后至今不断有媒体报道某人因非法集资被处以××年徒刑甚至极刑。尽管花样不断翻新，但方法和目的基本差不多，以高回报为诱饵，以不断跟进的存入支付前期的本息。
曾有一文化程度很低的老太太也做起了这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将收来的钱为避免风险存在一山洞里，坚持“信用”，结果钱越存越多，她当时一定在想这样开银行太容易了，别说中国首富，世界首富都已在眼前。那时也许还没有人提出“公平定律”，其实只要一琢磨就会知道，这会失去公平的，几十亿元别人的钱到了她的口袋里，还钱就是后来存钱人的事了（用新存的款还旧本息，只要利息大幅高于银行，存款者将永远不止），故只要有进来的钱就完全可以随意挥霍，公平吗？你用新骗进来的钱去还到期的本息，钱本身不创造财富，这不越转越少吗？总不可能把全中国的银行全关了，多行不义
必自毙。全存到你的口袋里吧，当有一天内幕被披露，信用出现了问题，新的钱进不来了，到了玩不转的时候，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凭这么多的受害人，你不死谁死？你不亡谁亡？干这种事情完全是耍小聪明，把自己玩完了。换句话来讲，如果是在西方采用“习惯法”的话，多少个陪审员也不会有人认为他无罪。
所以，为了保全自己，必须守住公平的底线，要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要用一根公平的尺度去衡量一下，因为一旦失去公平就意味着有人受害，有人受害你就可能遭到惩罚。
意大利有部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他面对的是很厉害的黑社会集团，这个集团贩毒、杀人，无恶不作，且手段残忍，将人杀害之后，把人灌到工程的水泥结构里面，隐藏在盖成的大楼里，你无法去找证据。而局长每一次看似找到了证据，总会被人抢先一步将证据、证人消灭掉，政府各职能部门已经全被他们买通。这个黑社会头目特别得意：“法律也拿我没办法。”
有一天局长做好所有的后事安排，对他的下属说“我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同事说“让我与你一块去吧”，他说“不用”，只身前往。当他面对那个黑社会头目时，对方哈哈大笑，蔑视他说：“怎么着，还想抓我？”这局长二话没说，掏出枪来，“当当当”三下就将他打死，然后，他投案自首。尽管这位局长最后在监狱里不幸被黑社会杀害，但是不管怎样这位局长让我们知道，即便你在法律面前逍遥，但可用别的办法解决你，只要你失去公平，就得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
牟其中的聪明，中国的当代人都有目共睹，个体户的他做过大生意，买过飞机，发射过卫星，这对民营企业来讲已非常不易。人也非常勤奋，每天上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家庭作业占据了他大量的睡觉时间，因为下班之后要拿大量的文件回家阅读处理。但他把聪明用错了地方，用在了“循环信用证”套现法的“发明”上，与那些非法集资者如出一辙。集资面对的是老百姓，他面对的是国库。
现代国际贸易中，为了资金和商品双方安全，一般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也就是：你要定购我的东西，不需支付定金，给我开一张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就行，信用证等于银行开出的期票，有很高的支付保证，故完全可以到境外银行抵押，套出全额的现金，抵押拿了钱以后就转回来还给开证银行。由于你对银行有了信誉，银行也乐于为你开证，根据你的连续信用记录，银行开证时应缴纳的保证金额度也越来越少。比方说，开1000万元的信用证，一般只需交30％的保证金，300万元保证金就换回1000万元的信贷贴现，循环下去当然越来越多。信用证是随着产品的流动而流动的，而事实上牟其中并没有产品流动，就等于虚假信用证，来回地循环，越开越多，他从此就有了花不完的钱。
他还有更聪明的地方，开证（法人）不是他，信用证接受人（法人）也不是他，他几乎不和国内的银行打交道，但为什么最后会判他无期徒刑？据报道是因为最终了解，信用证最后产生的现金都到了他的口袋里。这失去公平了，聪明千万别用错地方。你不完蛋谁完蛋？你们这一转圈国库的钱就全成了你的，国家损失了上亿的美金，这怎么能行。我想政府当然有政府的办法，连那个意大利警察局长都有办法，国家还能没办法吗？只要你有悖于公平，不是这个办法治你，就可以用那个办法治你。你总会留下一些问题的，因为你目的的卑鄙就会带来你手段的卑鄙，你的手段经过那么多的环节，总会有触犯法律的地方吧！多行不义必自毙，无期徒刑就是他没守住公平底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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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寅贵 [特大 大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