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第二章 政治开明

雍正年间继续推行垦荒政策。雍正元年（1723）清廷继续放宽起科年限，开垦水田六年起科，开垦旱田十年起科。雍正帝下令“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并“劝谕开垦无力者，官仍给牛种，起科之后给印照永为世业”。对于边远地区采取特殊政策。为鼓励陕西无业民人去宁夏垦荒，清廷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永为世业。四川苗民聚居区荒地较多，入川民人给水田30亩或早田50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另给水田15亩、旱田25亩。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但可以开垦者，悉听民人垦种，并严禁豪强争夺”。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大批零星土地得到开发，就全国范围来说，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对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除鼓励垦荒，增加耕地面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而外，康熙八年（1769）又下达了停止圈地令，并宣布将所圈占土地退回原主，“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嗣后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悉令还给民间”。

总之，无论是鼓励垦荒，还是废止圈地令，以及更名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代前期土地占有关系的原有状况，提高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

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帝亲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即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雍正、乾隆两朝在康熙朝兴修水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水利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黄河、淮河、运河经过长期精心治理，基本上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为江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疏通运河使南北水路交通和漕运得以畅行。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入关以后直至康熙中叶以前，由于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内战争频繁，所以赋税制度也一直处于变乱之中，清初的赋税制度，原分田赋和丁徭两项征收。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既影响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不断地激起“民变”，若不改革，就会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统治。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这一措施旨在克服农民在赋役压榨下四处流亡的严重现象，以便稳定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无地或少地的人民来说，因为当时一般劳动人民丁多地少，而地主阶级田多丁少，田丁税的相对固定，就能使他们不至于为了躲避繁重的丁税而四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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