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失其鹿 第九章 刘渊离石建汉国 刘琨晋阳立根基

　
晋惠帝失驭天下，寇盗蜂起。
　　元康年末（公元300年），刘渊因部族人叛逃出塞遭连坐被免官罢职，时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掌控朝政大权，上表授刘渊行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调任邺城，协助镇守。
　　匈奴部北部都慰、左贤王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以乐安孙炎为师，他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对《毛诗》、《左氏传》研究极为精湛。孙炎为之感慨曰：“刘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禅。”刘宣学成返回故里，数年不出闾阁，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常反复感叹曰：“大丈夫若遭遇二祖，终不令二公独善其美于前！”意即所建功业将超过萧何、邓禹。
　　昔并州刺史王广深知刘宣功底，屡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武帝召而见之，刘宣当庭从容不迫、冷静应对，博至古达于今。晋武帝对刘宣所对甚为满意，因曰：“联末见刘宣时，常虑王广所言真实。今见其进止风仪，真可谓如圭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于是授刘宣为北部都尉之职，并特给赤幛曲盖，以彰其能。刘宣果然不失所望，励精图治，莅官清格，深为北部族人上下所敬重。
　　刘宣见天下大乱，纠集众人等密密商议曰：
　　“昔我先人与汉高祖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大单于徒有虚名，无复寸土之地、寸土之资，自诸王、侯、伯、爵皆降封为编户，于百姓无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兴单于国邦之计正在于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超群，干宇绝世，为天所授，天若不恢崇单于之业，则虚生此人也。”
　　遂共推刘元海为大单于，并派其党呼延攸前往邺城，以众谋告之。刘渊于是以会葬其父为名诣成都王处告归，成都王正欲自立为皇太弟，篡位心切，元海一去如失其左膀右臂，便末允许。刘元海无奈，密令呼延攸先归北部，扬言以拥护成都王为由，招集五部及诸胡各部。
　　成都王自立为皇太弟后，以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
　　东海王司马越挟惠帝讨伐成都王，次于荡阴（今河南汤阴），成都王帅兵前往迎战，以刘元海为辅国将军，坐镇邺城。东海王讨伐大军在荡阴遭成都王司马颖暗算，全军崩溃，成都王乘胜进入洛阳，将晋惠帝擒回邺城后，便封刘元海为冠军将军、卢奴伯。
　　东嬴王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带领数十万大军起兵讨伐司马颖，一路气势汹汹，志在必得。刘元海乘机说司马颖曰：
　　“今二镇跋扈，众皆数万，其锋不可挡，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抵御，请为殿下还并州说服五部，以赴国难。”
　　司马颖因见司马腾、王浚来势汹猛，心中惧怕：
　　“五部之众诚能发否？纵能发之，然王浚所帅鲜卑、乌丸之众劲速如吹云，挡之何易？五部之众遥远，恐远水难解近渴。吾欲奉乘舆（皇帝）南还洛阳以避其锋锐，以其逆行传檄天下，顺民意而制之，不知君意若何？”
　　刘元海急劝曰：
　　“殿下为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舍命而献躯者也，何难发之有！王浚乃小竖，东腾公与殿下相比乃为疏族，岂能与殿下争衡！况邺城城池险固，易守难攻，食草充足，如鹰城固守，深沟高垒，其必无可奈何于此。殿下一旦发于邺宫，即已示弱于人，恐不能复至洛阳矣！诚能至洛阳，威权已不复在殿下，纸檄尺书，只如草芥，谁人愿为奉之！且五部之强悍逾于东胡鲜卑、乌丸，足相匹敌，愿殿下勉抚士众，绥靖以镇之，吾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袅王浚，二竖之首指日可悬矣！”
　　刘渊之言使司马颖心情豁然开朗，于是授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命其速回并州召集五部，迅赴邺城。
　　刘元海回至并州左国城，刘宣等人即拜刘渊为大单于，二旬之间，已聚众五万余人，以离石（山西离石）为都。
　　离石位于今山西省西部，东有吕梁为屏，西以黄河为障，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带疆索，锁钥汾晋。西逾黄河，即至延、绥（今陕西延安、绥德）边地；东越吕梁，为太原之晋地；北地偏老，最属要冲，以黄芦岭（今吕梁山脉之芦芽山）尤为险阻；南下可至于汾水流域，实为进退自如之地、中原王朝鞭长莫及之所在。
　　安北将军王浚以‘如进邺城人财可尽取’之许喏，令鲜卑、乌丸军攻邺，鲜卑、乌丸之兵受利益趋使，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恐后。成都王并未执行刘渊‘固守待援’之策略，打开城门与王浚对阵，结果被王浚所趋使之鲜卑、乌丸兵大败。成都王挟天子仓皇南跳，将城高池深之邺城拱手相让，进退皆失其据。
　　刘元海得知之后，便谓左贤王刘宣等曰：
　　“成都王不用吾言，逆自奔溃，将死无葬身之地，真奴才也！然其有恩与我，不可不救。”
　　刘元海急遣精骑五千前往邺城，援军尚未到达，成都王已大败南逃。
　　刘元海知鲜卑、乌丸兵为王浚拼命，大怒，再命左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帅步骑二万，北讨鲜卑。
　　左贤王刘宣固谏曰：
　　“晋庭无道，奴隶般御我，昔我右贤王等不胜其忿，然彼时晋纲未驰，右贤王等虽有重振单于之志，不得天时，大事不遂。右贤王涂地，死不瞑目，实乃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受之于我。现单于积天之德傅与尔躬，为部人、晋人所服，正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祖单于之大业。鲜卑、乌丸乃我同祖，正可以为援，奈何击之以虚我之势而拯仇敌？司马氏骨肉相残，此鉴不远，如我同族相煎，正是亲者痛仇者快。而况鲜卑、乌丸攻晋，正为我趋逐道路之阻障耳。现今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且莫以个人之私义而废兴我祖单于大业之大计，愿单于速决。”
　　刘渊沉默良久，
　　“左贤王之言是也。然吾当为崇山峻岭，岂能为培育田物之土壤哉！帝王无常，昔大禹出于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故天下唯授与有德之人！单于小业，立则为帝、为王！今我众有十余万人，皆一当晋十，鼓行而向西晋，犹摧枯拉朽耳，上可成汉高祖之业，下不失为曹魏。然天下之人必以为我之异族，恐难见谅，不为天下之人所宽容则难成单于、帝王之大业。权宜之计：汉有天下世长，恩德郁结于众人之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川蜀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乃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顺理成章！现今且以汉为号，追尊后主（刘禅），以怀人望，再图后举。”
　　刘元海韬略古今，遂以兴汉室为名，号令天下。
　　自古及今中国多以‘华夏’、‘中华’自诩。
　　‘华’乃‘花’也，‘花’之初为‘蓓蕾’。‘花’之绽放便为‘华’，光彩绚丽，美仑美奂，美不胜收，并以此喻天下之美之至极者。华夏始祖因中原地区经年风调士雨顺，五谷丰登，且古时以农事为主，粮食丰足，人民才能得以安居乐业，故‘夏’字乃为负丰收之禾回归之人。‘华’与‘夏’组合起来，其本意即为最为光辉灿烂、丰衣足食之民族。
　　因古人以洛阳所属地区为天下之中，并相对文明发达，又名‘中华’。
　　‘中华’以外边疆地区则讽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夷’乃为弯弓之人；‘戎’为人之挥戈，二者之本意即为这两方民族以征战为事。‘蛮’为众虫集结一起，如附蚁之状；‘狄’字乃喻以火烤犬为食之民族，二者之本意即为生活非常原始。因此中原人有心理优势，对边疆地区之民族则以不屑视之，由此可见一斑。按刘渊所统五部，乃为北方民族，属‘狄’属，自然不为天下人心所信赖、依附。
　　昔汉高祖刘邦以现今四川巴山与秦岭之间之汉中盆地为据，兴兵东讨楚霸王项羽，成就天下一统，其所建立政权便定为‘汉’。因汉朝治世久远，统治绵长，故而称中原之人为‘汉人’。因‘汉朝’乃是人心所向，高举‘兴汉’大旗号召天下旗帜就更加鲜明、名正言顺。
　　刘元海立志更为高远。如左贤王刘宣所谏，其意无非是振兴本民族、兴单于与中原抗衡之业，而刘渊志在天下一统，故以生于西戎大禹、长于东夷周文王为比，即上可成汉高祖之业，退而求其次便不失为曹魏。
　　刘渊‘兴汉’大旗一举，因百姓人人苦于司马氏之统治，归之者络绎不绝。
　　待到人马充足，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元海乃设坛于郊外，杀牲歃血，建汉国、继汉王位，檄文以告天下：
　　“昔我太祖高皇帝（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拓土攘疆，地过唐尧之时。中宗皇帝搜扬俊义，士多盈朝。是故我祖宗德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占卜其年数应倍于夏商（夏、商两朝），占卜治世应过于姬氏（周朝）。然因元成皇帝多行邪癖，哀平皇帝享国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纂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我，俾使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辉，炎光皇帝再彰祖业！传至和安以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鼎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以凶逆相寻。故孝愍皇帝委弃万国，昭烈（刘备）播于岷蜀，希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奈何天未悔祸，使后帝困窘受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上天感其衷诚，愧悔祸及皇汉，使司马氏父子相残杀、迭相殄灭。现今黎庶生灵涂炭，靡所控告，倾诉无门。孤今为群公所推，欲绍修三祖之业，绵延汉祚，是以大耻末雪，社稷无主，勉从群议。”
　　刘渊传檄天下，大赦境内，建年号为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位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备值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刺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崔懿之为黄门侍郎，同族侄儿刘曜为建武将军，其余拜授各有差。
　　刘渊高举汉王大旗，朝庭为之惊动。东嬴王司马腾派将军聂玄帅兵北上离石前往征讨，却被刘渊打得大败而逃。
　　刘渊挥军南下直扑东嬴王司马腾，司马腾大惧，于是挟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今太行山东），沿途虏掠不绝，将晋地（今山西）拱手相让。
　　刘渊再遣建武将军刘曜等东越吕梁，进攻太原，一路所向披靡，直至上党。
　　公元305年，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再次征讨，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六路齐发，四战皆胜，振旅而归，刘渊之汉王政权遂得以巩固。
　　晋长史刘舆因参预军机政事，天下所有兵簿、仓库、牛马、器械、水陆地形等皆默而识之。时军国多事，每当庭议，自长史司马潘、司马滔以下，莫知所对。然刘舆则能应机辩答，为之策划。摄政之东海王司马越依赖于此，每相倾膝而谈，往来酬接，又晋升为左长史，将军国之务悉以委之。刘元海起兵离石，兵势甚盛，并州刺史东嬴王司马腾弃州东逸，刘舆则乘机推荐以其弟刘琨镇并州，以为北面之重，司马越于是拜刘琨为并州刺史，又以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领幽州刺史。
　　晋骠骑大将军王浚，字彭祖，其父名王沈，晋武帝司马炎时官至散骑常侍、侍中，长于著作，参与编制《魏书》。王沈死，王浚嗣位，拜附马都尉，累迁至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镇守幽州（今北京）重镇，为晋庭北方重要屏障。
　　刘琨，字越石，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与刘备同祖，其父刘番，位至光禄大夫。刘琨眉清目朗、面貌清秀、性情豪爽，昔在晋京师与祖逖同仕，‘闻鸡起舞’即是二人互勉之举。后来刘琨治理并州，成为汉国刘渊之劲敌，使西晋得已苟延残喘。祖逖后事东晋，北伐渡长江时‘中流击楫’，使后赵石勒政权不得越江淮。
　　并州刺史刘琨单枪匹马自洛阳北上，先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司马腾东越太行就食冀州、以邺宫为据时，州内守将亦趋吏民跟随，并州所余之户不满两万，刘琨所面对只是无人可守、无兵可帅之州郡，在上党仅募得五百人为兵，一路转斗而前，历尽千辛万苦，方到得晋阳（今山西太原），极目所视，但见府寺焚毁、僵尸蔽地、邑野萧条、饿殍遍野、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刘琨因之感慨而作《扶风歌》云：
　　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已日远，安知存与亡？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刘琨竭力抚恤居民，招徕远人，亲自率领民众劈荆斩棘、掩埋尸骨、重整家园、修建城池。为防止刘渊侵犯，在兵微将寡局势之下，全民皆兵，身携武器耕种。
　　居于并州之匈奴族人为避战乱自卫建立诸多武装团体，刘琨了解到其族人内部矛盾重重，采取离间之计收降了诸多部落，实力得以增强。
　　刘琨励精图治，刘渊部下也纷纷抛弃刘渊归降刘琨。刘渊大怒，亲率大军攻打晋阳，刘琨率领军民拒守汾水东岸，乘刘渊半渡时攻击，刘渊大败而归，再不敢窥视晋阳。
　　刘琨在晋阳站稳根基，后又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与并州北部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鲜卑拓拔部结盟，使刘渊不得安寝，并掣肘刘渊诸多军事行动，成为西晋屈指可数的著名将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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