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爷们儿 第二部分：胡同人家 排子房[1]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都带些贵气，胡同里的房子也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儿的人大多也是有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我们，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惟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儿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儿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特别自觉。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儿。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儿煤块儿，街坊家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儿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的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儿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
　
　　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二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儿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讨论小说主题，请到飞卢小说论坛本部小说来自：飞卢小说网 b.fal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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