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大门前停下来。我抬腕看表,此时是深夜十一时三十九分。
张宾早已摇下车窗玻璃,向保安员出示警官证:“我们是警察,请问哪幢楼有案子?”
保安员急忙指着里面:“我不太清楚,可能是D区吧。向前往右拐,再往左!”
这时候徐希愉迎面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许队,快快!D区3幢19楼A室可能出命案!”
我说:“快上车,领我们进去!”
徐希愉飞快地上车,一头撞在车顶上。
张宾对司机说:“快走!”
徐希愉引导出租车朝D区驶去。
徐希愉是刑侦支队的法医。刚才就是徐希愉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两个小时前,她的老同学蓝雪给她打电话。蓝雪在电话里抽泣不已,诉说她的丈夫乔君烈扬言要杀死她。当时徐希愉感觉到蓝雪并不害怕,只是为乔君烈的所作所为感到悲痛欲绝。她断定蓝雪家里的事情不会如此严重,就尽她所能安慰了蓝雪。不过后来徐希愉渐渐不安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步形成了。往蓝雪家里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听。徐希愉急忙赶来看一下,没想到刚进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就看到派出所的警车停在蓝雪家楼下。在她看来命案真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在电话里坚持要我到案发现场来。
我发现徐希愉穿着漂亮的裙子,跟我所熟悉的那个平时穿着警服的徐希愉判若两人。我跟徐希愉共事好几年,没想到她竟然有如此漂亮的一面。多年前她较为年轻时,她的脸蛋圆圆的,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作打扮,那副模样实在不敢恭维。
对我和徐希愉来说,跟凶杀案打交道是我们的职业。
徐希愉是称职的法医,被公认为刑侦支队的技术骨干。全市辖区内死因可疑的尸体,不管腐烂到什么程度,几乎都是由她亲手解剖。她是绝不会因为死亡而恐惧的。不过今晚她实在太紧张了。不过这一次是她的老同学家里出了问题,她无法面对生死未卜的老同学,如此的表现还是恰如其分的。
我不便多想什么,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出租车飞快地行驶到D区3幢楼下停下来。
旁边停放着光明路派出所的两辆警车,还有一辆救护车。林所长正在指挥警员把成套气割设备从面包车上卸下来。
林所长看到我大声地说:“许队,你来得正好!”
林所长喘着气向我汇报,十一时十四分,他接到110报警台转来的群众报案,说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内D区3幢19楼A室的窗子是打开的,溢出一股浓烈的煤气味儿,而且在这之前该室曾经传出过不同寻常的女人尖叫声。报案者一再强调可能发生了凶杀案。林所长便亲自带着几个警员前来查看。几个警员猛按门铃,使劲拍门,大声叫喊,未闻室内动静。从楼下往上看,该室黑灯瞎火的。据报案者证实,煤气味儿的浓度大不如前了。
我问:“切断煤气管道了吗?”
林所长说:“切断了。还有屋里的电源也切断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通知煤气公司的人尽快赶来检查!还通知了消防局,请派消防车来!”
我说:“干得不错。”
徐希愉追问:“屋里的情况怎么样?”
“还不清楚。”林所长指着那套气割设备问我:“许队,煤气管道切断了,可是我吃不准,能不能用这东西把防盗门烧开?”
“但是,案发现场室内煤气浓度有多大,有没有爆炸的危险,一时无法估计。这东西不能用。可以用液压设备破门。”我问徐希愉,“刑侦支队好像有那么一套液压设备?”
徐希愉点点头。我立即用手机打给刑侦支队值班领导,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要求火速把那套液压装置送来。徐希愉要过手机跟值班领导对话,她的口气明显比我的强硬和焦急。支队值班领导答应立即带上那套液压装置赶来。
我说:“要是室内煤气达到一定的浓度,万一有电话打进去,一星半点电火花就会引爆煤气!幸好窗子大部分是打开的,煤气能跑出来。没打开的窗子,看看能不能把玻璃砸了。”
林所长立即指派警员去办这件事,张宾领着他们上楼。
徐希愉心急如焚:“立即想办法进去,也许当事人还活着!蓝雪的儿子肯定也在里头!两条人命啊!人命关天,你们真的没辙了吗!”
林所长摊开双手,以示束手无策。他说:“这户人家的安全功夫做足了,门子装了最好的防盗门!就像堡垒一样!没有液压工具,没办法!阳台、窗子倒是没防盗网,不过距离太远了,爬不过去。”
我对徐希愉说:“走,一起上去看看!”
徐希愉说:“你先上去吧。如果能用气割设备,就大胆地用吧,不要怕负责任。救人要紧!要争分夺秒进屋里去!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说是我强迫你用的!我还是相信你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这就是徐希愉一贯的办事风格。
徐希愉一心扑在工作上且别无所求,有一股不怕天不怕地的气势。她用近似命令的口气建议我用那套气割设备,是因为她急于要抢救案发现场内的老同学。她还是了解我的,知道我工作起来头脑清醒,不会鲁莽行事。我也相信如果使用那套气割设备出了问题,她也会履行诺言承担责任的。但是把责任推给她显然是不现实的,最终要承担主要责任的还是我。
徐希愉站在原地,闭上眼睛。我猜她一定在为老同学蓝雪祈祷。
我和林所长乘电梯到达19楼。
楼层上的报警器还在鸣叫着,但是煤气味儿并不是很浓烈。
我询问守在A室门前的警员,确认他们曾经按过门铃。在刚才煤气浓度较大的时候,门铃作响而激发的电火花并没有引发煤气爆炸。现在再按门铃,就更不会引发爆炸了。我按了门铃,清晰地听到从室内传来了门铃的音乐声。
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颇大的,就决定不等刑侦支队那套液压装置了,让林所长把那套气割设备搬上来强行打开防盗门。
这时候防盗门却突然打开了。
蓝雪的儿子乔小星一直在自己的卧室里沉沉地睡着。由于室内空调机在工作着,门和窗子紧闭,只有极少量的煤气和声音入内,乔小星对室外所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直到张宾领着警员,站在邻家的阳台上大喊大叫,朝卧室紧闭的窗子扔东西,他才惊醒过来,闻到了煤气味儿。乔小星首先跑到蓝雪的卧室去找妈妈,发现地上有大量的血迹,蓝雪倒地不动,怎么也叫不醒。他的双手、双脚和衣服都沾上了血迹,由此他知道蓝雪可能死掉了。他想到应该打电话报警,电话竟然坏了。他不知道电话线被拔掉了。但是他知道危险当前,此地不可久留,就拚命冲向大门,要逃出去找警察报案。
乔小星见到警察,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我妈妈死了!警察叔叔快抓凶手!”
我紧紧地拉住乔小星的手。但是我穿着便衣,乔小星不信任我,朝林所长呼救。我就把他交给林所长,让他打电话把徐希愉叫上来,领乔小星到楼下去。
我和张宾往脚上套塑料袋子,打算入内搜查,更要检查蓝雪是否有生命迹象。凶徒藏在室内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张宾平时枪不离身。我却没有随身带着配枪,这个情况在本市公安系统内是众所周知的,曾经作为一个谈资或笑柄流传过。林所长把他的手枪交给我。
我和张宾举着手枪,小心翼翼地进屋去。我每一次踏进案发现场,都是先把左脚踏进去。这是受到某足球巨星的习惯行为所启发。他说他每次先把左脚踏进球场,都拿下了比赛。我发现我这样做了,也能把案子拿下来。像我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不讲迷信的,但是我相信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是很重要的。
房子里煤气味儿渐渐散去。
客厅里的摆设仍然整齐。
我进了蓝雪的卧室。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一只女人的左手攥紧拳头。沿着这只手,看到蓝雪倒伏在床边。她早已死亡,额角流出的血迹处于半干状态。她右手旁边的地板上血渍斑斑。
蓝雪的裙子和裤衩儿被撕破了,扔在旁边。
我从床上拿来毛巾被,把蓝雪的下身盖上。
屋里没有任何人。我惊奇地发现,屋里的煤气阀是关上的。
我把现场留给搞技术勘查的同事,打电话通知救护车离开。我下楼去找徐希愉和乔小星,了解乔君烈家里的情况。
乔小星跟徐希愉非常熟稔,当然知道她是警察。他把她当作是救命恩人,一见到她就扑进她的怀里,惊魂甫定不再乱说乱动。
“大卫,别害怕!警察叔叔会抓到凶手的!”徐希愉弯腰抱住乔小星。想到老同学惨死情形,她的眼眶濡湿了。
我快步走过来,拉着乔小星的手问他:“大卫,屋里有人吗?”
乔小星说:“不知道。”
徐希愉说:“你知道是谁杀死你妈妈的吗?”
乔小星咬牙切齿地说:“是我爸爸杀死的!”
我问:“你看到你爸爸杀死你妈妈了?”
乔小星摇摇头,不过他立即又说:“肯定是他干的!”
乔君烈的手机就放在门边的鞋柜上,无法跟他取得联系。也没有人知道此刻他在哪里。手机显示有七个未接电话,分别是两台固定电话打来的。我让张宾把电话打回去,看看是谁打来的。张宾向我汇报,那两个来电者都是乔君烈的朋友,不知道乔君烈在哪里。
蓝雪的父母接到徐希愉的通知,火速赶来了。
蓝父和蓝母都是退休中学教师。蓝父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太好。蓝母很快就把眼角的泪抹掉。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他们不哭也不闹,也没有语无伦次,一致咬定蓝雪的丈夫乔君烈就是凶手!我从事刑侦工作十多年了,对凶杀和暴死早已习以为常了,通常只是简单地安慰一下死者家属以示恰当的同情。我觉得只有尽快抓获凶手,才是自己必须做的事儿。
蓝母听说我是刑警大队大队长,就说乔君烈一定没有逃多远,坚决要求我立即采取行动,在市区各主要出口、车站、机场和码头布控,缉拿乔君烈。我例行公事地告诉蓝母,我们自有办案原则和法定程序,还有命案必破的公开承诺,真正的凶手是跑不掉的。蓝母显然没有放心。后来我回忆起来,蓝母对我产生不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指派一个警员送乔小星去医院作身体检查,要求蓝母陪同。没想到蓝母当即拒绝了,还厌恶地瞪了乔小星一眼。
徐希愉说:“我陪大卫去吧。”
我对张宾说:“这儿是高级住宅区,保安系统比较完善。你到监控室跑一趟,把今晚的录像带全部提取作为证物,带回去观看研究。”
林所长走过来对我说:“许队,正想向你汇报,真是见鬼啦!监控室的录像带全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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