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色人生 第二部 红 第二篇 我的父亲

　

　　
　
　　五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另一位爷爷做过农民，也教过书，在“文革”中轰烈过，也没少挨批。因为孩子多，家中一贫如洗，所以父亲在他20岁那年就来到了我家。对于父亲来说，从穷山恶水跳到交通便利的国道旁，是他今生中最伟大的转折。
　
　　年轻的父亲一无所有，除了不惜的力气和与生俱来的精明。那时我家因为爷爷是生了十年的病后去世的，所以也是家徒四壁，只剩下我奶奶和母亲孤女寡母靠借贷维持生计。用父亲的话说，那时家中连粥都没得喝。
　
　　哥哥是1978年生的，好日子也伴着哥哥的降生，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开始了。某天，父亲去儒岙镇里买榨面，店主就问父亲是不是俞汉成（教过书的爷爷）的儿子，父亲承认了。父亲他借着他父亲的三分薄面将一车榨面拉回了家中，开始了他十多年的买卖生涯。爷爷已经辞世十多年了，可父亲至今不知道爷爷与店主有什么交情，能够让店主将一车的榨面赊给一个长的酷似爷爷的年轻人。
　
　　后来，父亲又做起了麦面的买卖，承包了村里的茶厂，买下了小队里的兔场，家中渐渐殷实起来。1984年和1985年时，城里人的工资是每天2元，而兔毛却有100元/斤。就在1985年，家中造起了新房，将贫困彻底地抛开了。那时，我和哥哥是全村最幸福的孩子，有饭吃，有新衣服穿，到了夏天，每天还能吃上两根冰棍。卖冰棍的人每天都会“送货上门”，白糖4分钱一支，赤豆5分钱一支，而家中的收入每天有十几元。
　
　　六
　
　　父亲没有多大的欲望，生平也就两个嗜好：喝酒和吃肉。酒，当然是绍兴黄酒；肉，是猪肉，父亲从不挑剔肉是肥的还是瘦的，只要是肉就行。那是一个就算有条件挑剔也不会抛弃勤劳俭朴的年代。
　
　　爷爷喝酒，奶奶喝酒，二叔、小叔和姑妈也喝酒，于是我和哥哥还被抱在怀里就学着喝酒。父亲的家，是一个喝酒的世家，他的儿子不能不会喝酒。我还未满月时，父亲就用筷子蘸酒让我吸吮，于是我的人生从此没有离开过酒。如今依然喝酒，但早已没有了小时候的心情和风情。
　
　　记忆中的黄昏是一抹残阳挂在山的那头，晚霞映满天空，农家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小巷墙角里奔跑了一个下午的孩子余兴未尽，而马路上的车也没有现在那么多。在下半年的下午，父辈们总是去对面的高山上砍柴，挑着二百多斤的木柴卖给等在马路旁的收购者。在每天五点左右，父亲就会出现在马路旁的小店里，要上半斤黄酒。小店是那种商品不是很多的小杂铺，一个长长的木柜台和两个高高的货架，零乱地放着各种货物，在角落里还有好几个坛子，那时黄酒和酱油。柜台的里面坐着店主，外边放着几条长长的板凳，所以父亲是穿着粗布中山装而坐着喝酒的。五点左右是喝酒的时间，喝酒的人也不止父亲一个，店主会掏一把瓜子，让大家下酒，父亲偶尔也会主动地买一两瓜子。当然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坐在一起喝酒，一起侃作物的长势，侃一天的劳累。香醇，那是黄酒的味道。
　
　　每天到了那个时候，奶奶就会提醒我和哥哥，告诉我们父亲喝酒去了，赶快跟去。于是，在小店里的柜台上，父子三人捧着一口碗，轮流着喝，喝得起兴了，就坐到父亲的脚丫上打“跷跷板”。有一次，父亲感到三个人喝半斤酒太不过瘾了，于是就给我和哥哥专门要了半斤，结果，我和哥哥都喝得昏头转向，当场呕吐了。在记忆中，喝醉过好多次，也吐过好几回，而有一回是在父亲的怀中喝醉并呕吐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渐渐地不再在柜台上喝酒了，而是把酒打回家，在饭前喝，下酒的菜也不再只是一把瓜子，变成了一碟碟的小菜；再后来，喝绍兴黄酒只是冬天的事了，夏天改成了喝啤酒，而我和哥哥也不再和父亲抢酒喝了，于是酒的味道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地淡了。如今的父亲，对酒已不再如二十年前那么偏爱，五瓶一捆的精装加饭酒也成了被人拎来拎去的礼物，人来人往，拎的还是同几瓶酒。
　
　　酒淡了，记忆也淡了。
　
　　七
　
　　因为父亲是倒插门，所以总是低人一等似的遭受着一些不平等。父亲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也相信公平、公正，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正义感，让父亲看到不公平时总是能仗义执言，而且从不顾场合环境。在中国农村，残留着许多的特权与阿谀奉承，父亲的指责有些是社会的无奈，有些是历史的残渣，也有些是因为父亲的片面和保守。
　
　　我相信父亲的正直，相信父亲在自私的背后也有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的另一面。对于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家来说，他是自私的，然而对于国家和集体来说，父亲问心无愧。因为父亲对妻子、对儿子的自私，所以他并没有取得家人应给的尊敬，尤其是在我和哥哥都长大了以后。时代在改变，而父亲身上的那千百年的小农思想的沉淀没变。在我哥高考那年，因为班主任估计我哥上不了线，父亲就把我哥的被铺去学校挑了回家。读书要很多钱，父亲不想把家中的钱浪费在儿子读书上，更何况许多读了大学的人找不到工作，而不读书一样能够找到工作。父亲是做生意的，他用生意人的眼光来计算读大学与不读大学直接赚钱的差别，来计算对他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然而，父亲只是一个劣等的、没有前瞻性的生意人。
　
　　父亲进入四十的年龄段后，就再也没有以前的勤劳了，他将钱存入银行或放高利贷，希望能够用他十多年来所赚的钱过好日子。人算争如天算，中国的九十年代是纸币高度贬值的年代。当其他人在这个时代为自己的人生挣扎的时候，父亲开始了他的衰退，而那时他正值人生的黄金处。
　
　　母亲说，父亲变了。
　
　　精于计算和渴求一个公正社会的父亲并没有因为他的仗义执言而获得村民的多少尊敬，这从父亲至今没有资格管理村务上可以洞悉一切，已过不惑之年的父亲还是没有将社会看清楚，甚至连亲情的内涵也不明白。
　
　　八
　
　　我想，应该提提我的奶奶，也就是父亲的母亲。
　
　　对于奶奶，几乎是一无所知，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奶奶并没有疼爱过我，就算我偶尔去奶奶家。父亲和奶奶的关系处理得并不怎么样，尤其是那年和舅公、还有二叔他们逼着父亲签了那份家产继承协议后。协议说父亲已经“出去”了，家产也就没有，奶奶也不用父亲赡养了。父亲不在乎没有家产，自己创出来的家产早已比爷爷留下的殷实，但是那份协议让父亲有一种被逐出家门的感觉。
　
　　爷爷是信基督教的，所以父亲也就有了理由可以五、六年不到爷爷的坟前看看。父亲很少回家，总是由我和哥哥去回礼，或者干脆不回礼。二婶是爷爷在世时作的主，而小叔如今快三十五了，还是一个人过着日子。先是父亲到了我家，后来爷爷逝世，再后来因为不堪受二婶的对待，奶奶改嫁了。二叔和二婶在县城租了房子，只留下小叔一个人守着老家的破房子。
　
　　奶奶和二婶的婆媳关系很紧张，所以后来在舅公们的帮助下，改嫁到了宁波去了。户口迁移是父亲帮着办的，毕竟父亲是长子，娘家出了事，父亲不能不管。二叔和小叔见父亲都同意了奶奶改嫁，也就没有了办法，二叔无法处理家中的矛盾，而小叔则无力赡养。
　
　　奶奶在宁波过的挺好，一直到那边的男人去世。在她宁波的男人去世后，舅公曾企图让奶奶回到新昌，再嫁一个男人，可后来奶奶还是留在了宁波，一个人守着一片桔园，以她在爷爷家学会的扎扫把的手艺度日。日子过得有些凄凉，父亲及二叔、小叔很少去看望她。她们母子之间的心情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我无法说些什么，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去年，奶奶从宁波托人带过口讯，说得知我考上大学了，很高兴，知道我家中经济已经很拮据了，让父亲去拿点钱让我读书。父亲带回了二千元钱，厚厚的一大叠，基本上是五元的和十元的。
　
　　奶奶不可能住到我家，也不可能再和二婶相处，她说自己就在宁波度过她的残年了，死了后，就葬在宁波吧。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把奶奶和爷爷合葬的。
　
　　哥哥结婚，奶奶没有来。或许，她如今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叔了。
　
　　活了二十年，与奶奶见面没有几回。如今距上次见面已经有好几年了，奶奶的面孔也早已模糊了，但我想，等我毕业自己能挣钱后，我会去宁波看望奶奶的。不管怎么说，奶奶如今已经是她那一辈唯一健在的人了。
　
　　当我结婚时，只要奶奶还健在，她一定会来参加婚礼的。我肯定。
　
　　九
　
　　我很怕父亲，因为传统观念中的父严母慈，也因为父亲青着脸时的模样。
　
　　父亲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所以也认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吃很多苦才会明白生活的不容易。他去山上田里时总不忘带上我和哥哥，不求我们能够帮着做些什么，只是让我们体会在炎炎烈日中辛苦的滋味。很小就到对面的高山上挑柴，学会了做各种家务活，尝试着一个农民的操劳。
　
　　站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我是否应该以自己会拔秧种田而自豪呢？
　
　　小时侯的冬天特别地寒冷，雪下得厚厚的，路上结着冰，国道上的车子排成长长的一队，动弹不得。父亲从不让我们睡懒觉，必须和他一起起来吃早饭，而我家因为养了许多兔子，起得总是特别早。
　
　　那时的冬天真的很冷，很冷。感谢父亲，让我养成了每天早起和按时进餐的习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是一年比一年冷清了，而我也已经十多年没有玩鞭炮了。父亲说玩鞭炮是纯粹浪费钱。现在的我害怕过年，害怕那一份凄凉。
　
　　到了高中时，每天都喝小孩子喝的“娃哈哈”，玩各种玩具。看着如今养尊处优的一代，我童年的记忆只是拿着一根柴棒在墙角巷子里不停地奔跑，脸颊上是汗水滴落后残留的汗渍。
　
　　不知疲倦地跑啊跑，跑醒了我的梦，跑老了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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