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色人生 第三部 黄 第四篇 大学三年

　

　　
　
　　二十四
　
　　进入大学，曾企图寻找像高中时代那样的朋友，可我马上失望了。每个人都带着一张面具，在大学这个舞台上尽情表演，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真实的男人，一切都是那么虚幻。
　
　　大学三年，认识不少人，但朋友有几个？
　
　　一个朋友说，各种利益的集合就社会，而大学，形非社会，实为社会。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犹如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样，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我相信。但是，我不甘。我怎甘心就从此告别真实，从此不再单纯？
　
　　于是，我把大学当作我最后的童年，依然真诚地活在这所充满利益斗争的学校里，依然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许多人并非一样真诚地对我。
　
　　大学三年，值得自己记住的人不多，但并非没有。
　
　　二十五
　
　　曾星亮和华俊都是我在院报认识的，曾星亮是编辑部里的美术编辑，我只是在未认识他是谁之前向他请教过排版的知识，他就记住了，并且对我特别有好感。我也很高兴有他这样的一个温和性格的朋友，在我眼中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懂书法、懂篆刻、懂排版、还会写文章。另外他是英语专业的，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一向看不起没读高中就进来的“中专生”的我，对他却由衷地欣赏与敬佩，一个初中毕业就进大学读五年制高职的学生能够有如此的修养真的很不容易。至于华俊，是和我一起进院报考察的，也是几十个考察成员中很出色的一个。
　
　　将所有优秀男人变成我的朋友，这是我多年来不变的信念，也是我的习惯。我喜欢跟有才华的男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能给我许多东西。
　
　　后来，曾星亮因为不适应编辑部里相互倾轧的人际关系自己走了，而华俊也去公寓自治委做了宣传部部长了，只有我接手了文艺副刊版的工作，不顾其他任何因素地留了下来。
　
　　只要把报纸办好了，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管。
　
　　从不喜欢请别人帮忙的我开始不停地找他们帮我是在我接手校刊编辑部以后。一个偌大的编辑部不是我一个人能撑起来的，而我手下的人又不是很得力，所以我只能求助于他们。
　
　　曾星亮从来都不推脱的，也不怕我麻烦他，华俊更是有求必应，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一定尽力。当我要跟他们说谢谢时，他们都会说：“我们两个，还谁跟谁，怎么这样客气？”
　
　　也许，假如我不拿事去麻烦他们，他们反而不会把我当好朋友，因为只有朋友之间才不会计较太多。
　
　　12000人的校园显得有些拥挤，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很难见到几张熟悉的面孔，假如不是专门去找，那么我一年也碰不到他们几次的。华俊因为他的工作和生活也会来找我帮他做些什么，而曾星亮很少找我，因为我很少有能够帮上他的地方。和他们，每个学期能够一起吃个饭，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彼此都太忙了。
　
　　曾星亮他去过报社，也进过企业，湖南书法协会的负责人一直叫他过去，可他却总是没有时间。在疲惫的脚步里，他学会了喝酒与抽烟，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比如写字，假如落笔时用了繁体字，那么一定要繁体字到尾，碰到不能够确定的字，他马上查字典，绝不随便。他说，那是写字的规矩。
　
　　我感动于他的执着，也相信执着追求的他肯定会有灿烂的明天的。
　
　　二十六
　
　　今年暑假，我和华俊都留在了长沙，我在报社实习，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过得还可以，至少办公室里有电脑，也有空调，报社还给了我400元一个月的实习工资。华俊和他的一个同学租了房子，在一个超市里打夜工，每晚9：00骑自行车去上班，到第二天中午11：00才能回来，而每个小时的工资才2元多一点。炎热的夏天让他过得很艰辛。
　
　　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去上班，可因为人太困了，在路上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了，幸好人没有受伤，经旁边的人劝说，那车主才没有要他陪钱。那天，他身上的全部家当就是10元钱。他说，那天他吓坏了。
　
　　到7月下旬，他就没有钱了，他的钱全部花在了他们两个人的吃饭上了，而超市的工资要到8月下旬才能发。我曾对他说过，只要我有多的，不会让他饿着。
　
　　8月8日，我拿工资的那天，他去了报社找我，我去了我租房的地方找他。他已经退了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与几个同学合租，也不再每天吃盒饭，开始买菜自己烧饭吃了。他说，他最近都是吃同学的。我从400元的工资中只拿出了100元给他，我说，我只能给你这么多，因为我一个月的基本伙食最少要300元。
　
　　他说，你留足自己的再给我，毕竟我这里有好几个人，而你一个人在那边每餐都吃盒饭，不能没有钱。
　
　　我说，我知道，但假如你真的没有钱吃饭了，就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回家，让我家里给我寄钱。
　
　　他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们都没有开口向家里要钱。没有给他200元，我总有些内疚，假如报社多给我发100元的话，我一定会给他200元的，但假如报社只给我发300元的话，我依然会给他100元的。
　
　　钱，总是太实在，尤其在大家都贫困的日子。朋友，总是很实在的，尤其是一个人在他乡跋涉的时候。
　
　　我喜欢有朋友的生活，虽然大家都不富有，可只要活过去了，就是幸福的，有朋友就是温馨的。
　
　　二十七
　
　　蒋勇是在2001年学院的元旦文艺汇演上认识的，那时我们两个人一起获得了“展望新世纪”征文的一等奖，一起走台。在他认出我之前，我就认出了他。
　
　　其实，大学三年，他只写好了那一篇文章，他能做事，能做官，却不是一个很能写文章的人。
　
　　后来，他进了校刊编辑部，又以最快的速度做了文字编辑部主任，成为了我最佳搭档和大学里最合得来的朋友。我跟他经常是我提出设想和方案，他进行补充和完善，然后在例会上我就以决定的形式强行要求执行。
　
　　要做事，我只能利用我的权力。那半年，我也的确轰轰烈烈地做了许多的事，而蒋勇帮了我很多的忙。
　
　　后来，副主任和记者采访部主任联合一群人逼我辞职了，蒋勇是唯一一个跟我一起辞职的人。辞职后的他去做了电子工程系的学生会主席。
　
　　他依然会来找我，和我聊天，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们怀念两个人搭档的日子。我偶尔也会帮他做一些我能够帮的事，比如文字、比如报纸的排版、比如为他竞选院“十大杰出青年”拉选票。
　
　　如今的他依然活跃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上，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星。他在他的位置上也做出了非凡的成绩。
　
　　在学校“政治”舞台中既能做事，又能做官的人并不多。我只会做事，而更多的人只会做官，几年的主席或部长下来什么成绩也没有。
　
　　他说，他不敢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厌倦学生会里枯燥的日子，因此他不停地寻找新的事情来做，让自己变成一个旋转的陀螺。
　
　　我能理解，因为事业总会让优秀的男人狂热地追求，而生活的最大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二十八
　
　　不论我企图如何否认，大学依然是一个“利益的集合体”，不论是曾星亮、华俊还是蒋勇，占据我们交往的还是工作，纵然有精神上的交流，也只是肤浅地蜻蜓点水，或者像对陌生人说故事一样，说了就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
　
　　大学三年，我没有走进任何人的生活，也没有人走进我的生活，就算听过我很多故事的同桌也不例外。
　
　　同桌是我进入大学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是江苏常州的。因为相近的地理位置和生活观念，我们做了近三年的同桌。他是一个很温和的男孩子，家中也挺宽松的，他父亲是高中教师，他母亲是人民商场食品部和五金部的经理。
　
　　温和又有钱的他人缘很好，不论是跟男生还是跟女生，而我跟他始终保持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
　
　　进入大学后他也企图建立起高中时代那样纯真的友情，曾和几个男男女女称兄道妹的，但现实的大学让他不久就冷了下来。他更加珍惜和高中朋友的关系，除了身边的同学，很少进行“外交活动”。温和的他适合过平静而快乐的日子。
　
　　我没有他有钱，骨子里又比他多了几份不甘与倔强，所以我过不了他那样的生活。
　
　　他没有什么烦恼，也很知足，所以他很开心。他乐意把他的快乐让全宿舍的人分享，所以他也是全宿舍秘密最少的人。
　
　　在利益社会里，每个人都会有许多的秘密，坦然自我那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他坦然，所以我也跟他讲我的感情故事，让他分享我和网友的信件，偶尔跟他谈谈我的家庭。另外，他是大学里我唯一告诉了我的脚的故事的人。在他的带动下，我也愿意把我的快乐让全宿舍的人分享。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读大三后，他和他的那群朋友有些疏远了，我也变得平静，不再狂躁。每天，两个人就一起打盒饭，一起讨论自己的前途，一起说说各自的感情。
　
　　其实，这种关系挺好的，两个人相互是聆听者，却没有深沉的友情。他应该算是我平淡生活的一个搭档吧。
　
　　也许，我会记得他，在毕业后依然会去江苏看看他；也许，我会很快忘记他，就像遗忘许多从我身边走过的人一样。
　
　　平淡的，虽是珍贵的，却总是最容易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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