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解 解庄补记 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
　
　　人认为自己所称道的事情很宝贵，所以将其记载成书。书上不过是些话语，这些话语中有宝贵的东西。话语中宝贵的东西是语意。语意有所跟随。语意所跟随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来传达的。可是世人却以为这些言语宝贵而以书相传。虽然世人认为它们宝贵，可我还是认为仅仅视这些言语宝贵是不够的，因为那真正应该珍视的东西并没有被重视。
　
　　知识是无形的东西，为灵魂所构造，虽然这个无形的东西可以抓取有形的东西作为象征。然而无形者与有形者毕竟不同。所以说，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为获得了形色名声就足以获得存于作者心中的知识之实情，可是要知道获得了形色名声对于获取知识本身是不够的。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知道知识这个东西是不会说话的，而那说出来的话也不是真正的知识。可是世人难道有谁知道这点吗？
　
　　产生知识的内因在于魂，而不在于魄。
　
　　产生知识的外因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言语。
　
　　齐桓公在朝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敢问，您所读的书中说了些什么？”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魄啊！”
　
　　齐桓公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慢了则甘而不固，动作快了则苦而不入。只有不慢不快，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可是我口中却无法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只是知道在这操作过程中有些数目字和道理存在。我不能用这样说不出来的数目字和道理去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儿领会这些数目字和道理，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君所读之书，正是古人的糟魄啊！”
　
　　这段寓言中，庄子隐约地讲了两个道理。
　
　　第一， 知识必来源于实践，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第二， 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那么知识的传授就面临着很大问题，这涉及到知识的形式和形式的知识，知识的传授需要一个形式化过程，使人们心中不同的知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形式进行相互交流。轮扁没有文化，不知道如何把心中的知识表达出来教给儿子，而本应该做这件事的知识分子们却一天到晚捧着圣贤书，梦想着称王称霸。
　
　　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了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他的伟大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主要想解答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建立在实验基础上、数学化的理论科学在西方世界首先兴起？
　
　　第二， 为什么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
　
　　第三， 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
　
　　其中第三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以此来谈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么伟大或者通过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来否认李约瑟难题，我以为二者都没有领会李约瑟难题的要旨。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总会有先有后，这是很正常的历史现象。若以此自夸或自卑，我以为与孩提时候小朋友们玩耍时互相攀比谁爸爸更厉害差不多。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与其问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不如问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之时，东方与西方在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上究竟差别在哪里。进而可以问，我们中国古代对科学的认识差在哪儿，缺了什么东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现在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些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西方科学认识论的源头。
　
　　
　
　　知识来自哪里？
　
　　柏拉图在对话录《美诺》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为了证明一个奴隶小孩具有天生的几何学知识而做的实验。苏格拉底得出的结论，知识存在于记忆之中，甚至存在于小孩出生之前，他只是通过一些提问方式的引导，使小孩回忆起那久远的知识。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角度来看，苏格拉底关于小孩的几何学知识是天生的结论可能是有问题的。人的几何学知识很可能是两岁之前从自身的运动中学到的。不管怎样，小孩内心中具有几何学知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没有人教过奴隶小孩几何学知识，所以知识并非言语灌输进来的。
　
　　知识外源于实践，内源于人心。
　
　　〖文摘〗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能学到。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培根《论求知》）
　
　　培根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可靠的。那么观察和实验就成了知识的来源。人只有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庄子更明确地指明了这点：知出乎争（《德充符》）。斗争有很多种，考试、比赛这些也是斗争。实践是指人与外界斗争而争取生存的过程。有力量的知识出自实践斗争。
　
　　然而在西方有一个人却对通过感觉获得的知识提出了质疑，他说，
　
　　〖文摘〗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
　
　　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
　
　　………
　
　　同样道理，就算这些一般的东西，例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幻想出来的，可是总得承认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由于这些东西的掺杂，不多不少正像某些真实的颜色掺杂起来一样，就形成了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东西的一切形象，不管这些东西是真的、实在的也罢，还是虚构的、奇形怪状的也罢。一般的物体性质和它的广延，以及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量或大小和数目都属于这一类东西；还有这些东西所处的地点，所占的时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以上所说的这些将做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不会错的：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 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因为，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认为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我要怀疑我的感觉。形色名声这些感官所提供的证据是不确定的。既然每个人的感官不一定会赋予每个人同样的知识，那么有力量的知识又如何传递呢？笛卡尔认为只有运动和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量或大小和数目这些东西是可靠的。在笛卡尔对以往所学知识的怀疑扫荡中，只有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幸存下来。笛卡尔事实上是把他的思考指向了知识的传授过程。过去的人们是否有知识可以不必考虑，但是他们用书把那“知识”传授给我们，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甚至要怀疑受这“知识（成见）”影响的感官。笛卡尔没有停留在怀疑阶段，而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那些运动的性质、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数量、大小、数目是不必怀疑的，笛卡尔认为这些是天生理念。对这样人们共同的理念加之以数学推演就可以得到确定性的结果。这有什么意义呢？人从实践中获得知识，这无形的知识不易表达，因为一种表达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可能变成了另外的东西。笛卡尔的方法则让知识的表达明确化，只要天生理念对人们来说都相同，那么数学推演的结果就使一个人心中的知识到达另一个人心中必然得到相同的结果。
　
　　于是，西方科学技术就长了两条腿---实践与理性，大踏步地走进了现代。
　
　　西方的理性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那些不断改变的事物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认识。对于感官所感受到的事物，我们只能有模糊、不精确的观念。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有那些我们可以运用理智来了解的事物。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是亘古不变的。同理，即使感官世界里的所有马都瘸了，「形式」马还是会健全的。
　
　　柏拉图认为实在世界可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感官世界，其中的每一件事物都会流动，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这里面存在的都是一些生生灭灭的事物。另外一个领域则是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用理性来确实认识这个世界，却无法用感官来认识它，因为这些理性( 或形式、Form ) 才是永恒不变的。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人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生物。我们的身体是“流动”的，与感官的世界不可分割，而命运 (生、老、病、死 ) 与其他事物都相同。一切的感官都以身体为基础，因此是不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也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个灵魂是理性的探索者。
　
　　他同时也认为，灵魂在栖居躯体内之前，原本就已经存在。然而，当灵魂从某一具躯体中醒来时，它便忘了所有完美的形式。不过，此时一段奇妙的过程展开了，当人类发现自然界各种不同的形式时，某些模糊的回忆便开始扰动他的灵魂。举例说，当人看到一匹马，一匹不完美的马。灵魂看到这匹马，依稀想起它在理型世界所看过的完美「马」，同时涌起一股回到它本来领域的渴望。
　
　　柏拉图相信自然界的所有的现象都是永恒形式或理性的影子。但大多数人活在影子之间就已心满意足，他们从不去思考是什么东西投射出这些影子，他们认为世间就只有影子，甚至从不认清万物都只是影子，也因此对于自身灵魂不朽的性质从不在意。
　
　　我不认为柏拉图的设想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样的理念论促使柏拉图和他的后来者一直致力于寻找灵魂中永恒的知识，并试图使用数学和逻辑来表达那知识中永恒不变的形式，尽管它们只是头脑中的想象。柏拉图与笛卡尔都喜欢数学，这是与他们对为真的知识的认识分不开的。理性主义“为真”的知识，我以为只是那种可以准确传达的知识。与培根所说的知识有所不同。
　
　　经验知识的丰富在于积累，可是如果经验知识无法传递，又如何积累呢？
　
　　原子弹不是爱因斯坦用质能方程造出来，他对摆弄炸药一窍不通。计算机也不是图灵用他的自动机造出来的，他对摆弄电子管一窍不通。他们只是为经验知识的积累创造了一种贴近天生理念的数学描述形式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居然被做出来了”。
　
　　现在爱因斯坦不必再惊奇了，中国圣哲不走这两步，什么发现也做不出来。这些发现即使在中国被做出来了，却由于形式描述手段的缺乏而多数无法积累和传递下去。
　
　　在中国古代，人们确实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大量的经验知识，李约瑟知道中国的古书上记录了大量的天文、地理、机械、医学的经验知识，于是他大为感慨，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要远远领先于西方，却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宝贵的经验知识多数并未传下来，而是随着古人一块儿死掉了，即便有所传，很多已经被错误理解而不知被搞成什么样了。所以中国古人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者重复摸索和误传误导。难怪不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了。这一方面因为长期的封建愚民政策，经验知识的所有者普遍文化水平较低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因为上层的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他们不了解知识的积累方式，整天忙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要不，中国这些方面的经验之书怎么会这么多呢。即便是这些五史六鉴记录的大量经验知识，在今人看来多数也不过是胡说八道，聊做谈资笑料罢了。
　
　　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没有对数学和形式科学的需要吗？从上面庄子的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需要是存在的，轮扁甚至是冒死进言。中国古代难道没有柏拉图、笛卡尔似的人物吗？有的。可是为什么没能发展出一种合理的经验知识积累方式呢？这事得去问惠施。正是这位总是讥笑庄周所言无用的惠施先生，却将自己的旷世之才用于无价值的事务上。唯有庄子知其有算万物变化之方，演天地方圆之能，却以给梁惠王当一名监工而自得，于物无所用，故为之惜乎悲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 不断填充“一”的内涵，追问永恒之“一”的意义，惠施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相当宝贵的，离悟道已经很近了。可是惠施却不能以此自宁，将自己的理性之方散于万物（的解释）却从不厌倦，他也不去想一想自己的理性之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最后居然达到了用声音去计算回声，形和影子一块竞走的地步。悲夫！
　
　　图虚名与人骋辩，恰似蚊虻。
　
　　争官禄玩耍微风，不如蝴蝶。
　
　　虚船子 写于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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