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在墙头等红杏二稿 歌不足泣 恨不当归 (代序) 思想意义

　
梅子以苦感为文，貌似潇洒飘逸的叙事节奏形成了极其敏锐的美学机制，掩盖的却是血一般深沉而凝重的文本；故作轻松的同时，却悄悄给你的血管垒满石头；透过声色犬马、杯恍觳措，凸显的却是价值的悬置、理想的虚无、灵魂的漂散、自我的“中空”，以至于权利、钱财、名望、气节都成了类似女人生殖器般的“红杏”，而当无数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墙头”的同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以至于我们的人民，是否在自身改革、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丢弃了一些不该丢弃的什么——这，恰恰是《趴在墙头等红杏》的着眼之处。
　　它对二十年改革不仅仅热情讴歌，也给予痛切的反思、恰当的评价。
　　因而捧读该书，你不妨准备一包烟、一方手帕及一堆茶杯，香烟用来思考，手帕用来擦泪，茶杯则在怒不可遏时摔出去！
　　勿庸否认，《趴在墙头等红杏》是一部言情小说，但它决不局限于纯粹意义上的言情，而是以此为依托，反映灵与肉、知与行、现实与理想乃至政治与经济、企业与社会、文化与变革、伦理与变迁等多层面的深刻矛盾与激烈撞击，追求尽可能宏阔的期待视野，表现从上到下尽可能多的社会梯次。
　　作者讲述的故事非常单纯：主人公叶丰作为老省长秘书，老省长落马后又遭连番变故，跌入社会底层。隐瞒身份应聘，碰到了多年来暗恋自己的晓浪，也遇到了已成为市长的铁哥们老雕，还有已是新省长夫人的老情人那塔莎。
　　与晓浪的故事缠绵悱恻，充满灵与肉的冲撞，形成欲望沼泽中唯一一块理想主义的孤岛。
　　与老雕的交往层层深入，等于重温一次石破天惊的政治斗争。
　　与那塔莎则鞭辟入里，求证官僚腐败的更深刻的根源。
　　与此同时，弱势阶层水深火热，下岗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幼儿失学、全家自杀引起社会动荡，就在部队开来的关键时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再次举起当年的旗帜，登高一呼，号召人民群众不威*，“再上井冈山”……
　　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贪运动终于爆发。
　　与此同时，我们党终于注意到了弱势群体——下岗职工深情体会“保持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英明论断，禁不住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或许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通过它——说明了什么。
　　现在，谁都知道中国富裕了，但人民幸福了吗？整个的中国都在反思。
　　我们党正在进行“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说明党在反思；锦涛同志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而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八荣八耻”，说明锦涛同志也在反思。
　　现今有了上万元一夜的无星级总统客房，也有上无寸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盲流；现今有8.8888万元一桌的饭菜，也有垃圾桶拣东西吃的老妇；现今有腰缠万贯的大巴依，也有不知道明天怎么办的穷苦人。
　　东北人贞操观念极强，偏偏就有人做一会妓女，赚几张钞票给孩子卖奶粉。
　　“父母在，儿不远行”，可就有上亿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挨白眼，打工。
　　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1999年在江西九江曾发生了一件憾人心魄的事件：老公数年前工伤瘫痪，吃了几年救济之后，厂子倒闭了，老婆也是这家厂子的职工，一家没有了生活来源，于是，老婆只好卖菜，小孩上不起幼儿圆，天天跟妈妈去菜市场。一天，小孩被卖猪肉的屠夫狠狠地打了，因为偷肉，恰巧屠夫也是下岗工人，气愤不已，打完一拳又一拳，踢完一脚又一脚，才四、五岁的孩子号啕大哭。母亲闻声赶来，当场跪下，“大叔啊，他爸工伤瘫痪，厂子倒闭，好久没有补助了，我也是这个企业的，也下岗了，买点菜……孩子苦啊，我们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几句话说得屠夫悔恨不已、热泪盈眶，说什么呢，只好拿起刀子，割一块最好的瘦肉双手递过去，“大妹子，我……也下岗，没什么帮你，这块肉……拿回家给大兄弟、给孩子炖顿吃吧”。
　　这女人接过肉，拉过孩子一步一步地慢慢回家，边走边哭。
　　第二天，一家三口死在了家里……原来，女人想想一家人的处境，越想越悲哀、越想越凄凉，竟买来老鼠药煮肉，让全家犒劳犒劳……
　　弄清真相，乡亲们唏嘘之余，抬起一家人的尸体去市委市政府静坐，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
　　这几年，类似的事情相信还有很多，可关键的问题是：它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同时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城市化步伐大幅度加快、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印度前1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是后10%的贫困人群的7倍，美国是11倍，中国已高达19倍，而且社会平均恩格尔系数长期徘徊在46%左右，其中城镇约40%，农村约50%，倒是基尼指数早就超过了4.5%——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搞好了会稳健突破3000美元，本世纪中期超过美国，搞不好，“陈胜”、“吴广”们揭竿而起，就麻烦了，就会陷入“低就业、多动荡”的“拉美泥潭”。请看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二十年前人均GDP1000多美元，现在还是1000多美元，等于二十年没动，倒是人民的痛苦指数不断上升。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前年的SARS危机使我们看到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某些社会危机因素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28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联合国去年公布的社会发展指标中，中国是排在100位之后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发布公共卫生公正化指数，中国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三位；世界教科文组织来中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低于乌干达。所有这些，都令人泄气。
　　其实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历来就存在“重大道”与“重功业”的区别，类似于毛泽东重思想，所以“思想挂帅”,邓小平重经济，所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今天已被西方社会学家明确提了出来，他们建议衡量社会进步与开化的标准不要只局限于GDP，而应该把人民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我同意这个观点：要那么富强干吗？生活幸福最重要。
　　可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经济指标呢？说到底是人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他在自己用英语写成的第一篇文章——《1844年哲学经济学初稿》里有过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论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不由自主地认为学术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学术的奴隶；干部以权力为荣耀，不由自主地认为权力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商人以赚钱为业，不由自主地认为钱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钱的奴隶……值得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战争史，欲在历史中取得强势地位就只有发展经济，于是，人类本身也就异化成了经济的奴隶。
　　当然了，在此，作者在《趴在墙头等红杏》里体现的意思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人民的生活幸福更重要。而欲使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就不得不提倡科学发展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竖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
　　这，正好是锦涛同志最近提出的“八荣八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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