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我，赢氏老祖！签到百年 秦国简介资料，变法改革！

变法图强

商鞅舌战群臣

孝公即位之初，对秦之衰痛心疾首，乃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人卫鞅入秦，教孝公以霸道之术，孝公甚喜，力排众议，以卫鞅为大良造，实施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

公元前350年秦国大良造（商鞅）为了深化其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提议都城由雍城（今宝鸡凤翔）迁至新建成的咸阳城，得到秦孝公支持。

卫鞅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产，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屡败魏军。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傲视于西方。史记记载：“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周显王册封秦君为方伯，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

连横诸侯

主词条：连横合纵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这时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剥夺政治特权的旧贵族一起发难，发起针对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为了缓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车裂商鞅。商鞅虽死，但“秦法未亡”。秦惠文王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国策，对外发展。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苴，秦军继续屡败魏军，再破三晋伐秦联军，又联韩魏攻打齐楚，大败义渠国，掌控了对山东诸侯作战的战略主动权。经历了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努力，蚕食三晋，席卷荆楚，已初露一统端倪。

魏国经魏惠王时代的消耗，国力匮乏，在秦、赵、楚、齐等大国的夹攻下，衰落了，魏惠王晚年，三晋当中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

大国崛起

主词条：远交近攻、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气绝而亡，无子。诸弟争立，穰侯魏冉欲立惠文王妾芈八子之子嬴稷，赵武灵王趁秦乱而谋之，乃拥立质燕之芈八子长子公子稷为王，是为秦昭王。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王舅穰侯秉政。

公元前293年，韩魏欲联军攻秦，秦将白起与其战之于伊阙（河南洛阳南），大败二国联军，斩24万人，掳魏韩联军统帅魏国大将犀武。公元前283年，燕赵之相乐毅率韩、赵、魏、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

公元前279年和公元前278年的鄢之战，白起统帅的秦军攻占了当时政治核心在南阳和丹阳一带的楚国的南阳郡、南郡、临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国楚国因为丧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乃辟迁于陈丘以避秦军之锋。

自此齐、楚俱衰，天下已成秦、赵相争之势。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见欺于赵惠文王，昭王怒，攻赵阏与，赵将赵奢于阏与大败秦军。

秦昭王知赵之强方锐，不可与之争，乃用范雎为相，迫母宣太后不干政，逐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范雎出谋“远交近攻”，昭王以为然，定为国策。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攻han国，han国割上党以赂秦，上党不愿降秦而降赵，赵纳之。秦昭王怒，欲夺上党。赵起倾国之兵以拒秦，秦调关中之卒以攻赵，两军对峙于长平，赵廉颇不能退秦，王龁不能败赵，相持数年。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以赵括为将，秦昭王秘遣白起为帅，赵括攻秦不克，赵军粮道被截，反被秦军所围46天，赵括战死，白起先后斩杀赵军45万于长平。赵国一蹶不振。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秦国的险胜而告终，秦国的最后对手被击溃，统一天下终成定局。

公元前256年，西周公与山东六国相约伐秦，然诸国之军约期不至，事遂寝。秦闻，大怒。命将伐周。周不能敌，西周公乃尽以所领三十六邑三万人献秦，秦受地而归西周公。不久，周赧王崩，周民东亡，秦取九鼎而归，秦帝国立。公元前250年，东周公复欲趁丧伐秦，为秦相吕不韦所执归。秦置之于阳人，周亡，凡立国879年。

一统天下

秦灭六国之战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吕不韦为秦相，独擅大权。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即将亲政，但此时秦国朝廷中却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吕不韦和嫪毐把持朝政、惑乱后宫。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次年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吕不韦饮毒酒自杀。秦王政掌权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于韩地建置颍川郡，han国灭亡。这时赵国发生大旱灾。秦将王翦率领土兵直下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散布流言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杀死李牧。

公元前229年王翦大破赵军，杀了赵葱，俘虏了赵王。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秦就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邯郸郡。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辽东。秦将李信带兵追击，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人头献给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将军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大梁城坏，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就在魏的东部地区建立砀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带20万大军攻楚失败。后秦王政派王翦带60万大军出征，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楚将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国之君，设置会稽郡，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了燕国。接着又回师攻赵国公族盘踞的代，虏赵代王嘉，建立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和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公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俘虏齐王建，灭了齐国。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耗时10年陆续兼并了东方六国，从此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贵族王侯专政的王国时期，进入了帝国时代。

秦人始居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历经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时，终于征服了关中。此后，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长达近三百年间，秦国的国土一直大致稳定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华夏文明区的最西端。司马迁说秦国是“僻在雍州”，[3]唐代杜佑则说“关中寓内西偏”。现代学者说秦国是“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住于西北。”[6]外国历史学者也描述说：“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7]。

秦国的北、西、南三面都没有强敌。秦的西方是广漠的半干旱草原，散布着一些落后的部落，华夏各国称之为“戎”。秦自非子受封之后，一直在与诸戎争斗不止。秦人的著名首领秦仲甚至为戎所杀。平王东迁之后，秦人逾陇山向东方关中发展。当时关中诸戎杂处，秦人实际上是从诸戎手中逐步夺取土地。至秦穆公时，秦人基本上占领了整个关中，继之东进受阻，遂戮力西向开拓疆土，于是“西戎八国服于秦”。在这以后戎人已经无法构成对秦国的真正威胁。

扩张

秦人始居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历经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时，终于征服了关中。此后，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长达近三百年间，秦国的国土一直大致稳定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华夏文明区的最西端。司马迁说秦国是“僻在雍州”，唐代杜佑则说“关中寓内西偏”。

秦国向西、向北这两个方向发展，有广阔的国土拓展空间。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落，一个政权占有土地面积愈大，统治区域内人口愈多。[8]秦国的南部是富饶的巴蜀之地。秦国对比东方六国，突出的地势地形优势有二：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对整个东方有以高凌下之势。二是周围山围水绕，外敌难以入侵，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

区划

秦国在长期征战中也在被征服地区设县。商鞅变法在秦国设县31个。秦始皇灭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九郡）。秦国采用郡县制而一举强国，从西陲小国到并吞天下；秦朝采用郡县制维系了大一统局面，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之先河。[9]

世族

就政治地位而言，秦国的公子与东方诸侯国中的公族截然不同。春秋秦国的卿大夫中有百里奚、蹇叔、公孙枝、由余、王豹，武有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均为外来人才，未曾见一位公族，外交活动中也只有小子愁一人出现于《左传》中。另外，封邑乃是世族形成的最根本的政治资本，而秦国群公子所受分封远没有东方各国那样普遍。

秦国分封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多起来，而且大多数都是分封给有功之臣，如商鞅封于商，魏冉封于陶，范雎封于应。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位封君中，异姓大夫占了位，公族仅占了位。这说明，直至战国时期，秦国的公族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太多的权利。[10]不仅如此，秦公子还时时受到国君的约束，当秦景公之时，秦公子绒因为受先君之宠而富，“或膺之，恐诛，乃奔晋。”直到景公去世之后才敢回国。长期受世族困扰的晋平公对于公子碱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竟问道“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在晋平公看来，作为公族的公子绒应该和晋国的世族一样享有众多特权，不会轻易被驱逐出境的。因为就在秦景公二年的时候，“晋国公族栗书拭其君厉春秋末期，世族制度走向了衰落”。[3]

客卿

秦国的客卿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重用外来人才是秦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关于这一点古代学者就有所论述，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中就说：“（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11]清人洪亮吉在《更生斋文甲二》中也认为：“春秋时列国皆用同姓，唯秦不然。”当然春秋时期晋国、齐国也是重用异姓卿族的，而秦国也有公族出将入相的，但是客卿对秦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据杨宽先生考证，战国时期秦国的主要封君中，绝大部分都是有功的客卿，比如商鞅被封于商，范雎被封为应侯，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等等。应该说秦国客卿与东方诸国客卿都是享有较高地位的政治群体。

外戚

秦国的外戚是秦国最小的政治群体，但却是最为特殊的，李禹阶教授认为秦国外戚具有官僚和君主外亲的二重性身份。在春秋战国时代外戚参与政治并不是秦国所独有的，但却只有秦国形成了外戚政治并一度垄断了国家权力。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完善的官僚体制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

5军事

秦国虎符

秦国服兵役的年龄是十七岁到六十岁，除此之外，秦的兵役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全民皆兵，秦代服兵役的年龄是从十七岁到六十岁，这就是说一个男子一生当中有四十三年时间要去服役，可见其负担的沉重，另在云梦秦简《编年记》中写道“庄王十二年，喜治狱鄢。”和“十三年，从军。”作为一个小官吏也要从军，服兵役，由此说明秦国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而言，下级官吏也需服役，可见，整个秦国可算得上是全部男子都需要服兵役，为实现秦的统一而奋战，除此之外，老人、妇女、小孩也要从役，据《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商君书·兵守》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根据清人梁玉绳的统计，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始皇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共计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秦士兵在斩杀六国一百多万将士的同时，自己的兵力也会大大受损，在统一战争中，秦军也遭受到许多次战役的失败，再加上正处于战争年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是不能成正比的。

为建立起一支英勇善战，能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强大军队，秦制定了严明而系统的训练管理制度。在吴子《治兵》中记载了当时军队训练的具体方法：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教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12]可以看出秦军队训练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有专职教官负责训练，并且不同兵种有着不同的训练任务与要求。与此同时，秦国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厉的军事刑罚来保证军队训练有效进行。

后勤

秦国为了吞灭六国实现大一统的愿望，建立完备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秦王发布优惠政策，招三晋民众来秦，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秦境内的山林水泽十年不受赋税。秦人在外打仗，新民在国内进行耕作，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这样一来，既不耽误农业生产，也不妨碍发兵去征伐他国，是富国强兵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秦统治者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畜牧业管理制度。

6经济编辑

秦国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其途径：一是国家取消分土而守的封侯、采邑制，代之以郡（商鞅变法时秦国尚未设郡级）县制，重新以新军功“家次”来“名田宅”，并命令宗室等无军功者不得属籍。二是国家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壹山泽”等措施，完成了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秦国在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过授田（即庶民份地授田和军功份地益田等方式）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国有土地数量大，质量优，由中央内史（后为治粟内史）统摄。国营土地的收益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秦国国营土地分为三种：一是农业耕地；二是苑囿、牧场、草地；三是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秦简《仓律》中有五条关于国营耕地管理的立法。秦国对国营耕地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国家指定了国营耕地的种子，规定了耕种方法，政府使用刑徒等来统一耕作。国营耕地的收益交给国库，而不入王室，由总理全国财政的内史统一掌握。秦国各级政府圈占了村社牧场、草地，并设官分职专门管理。秦国对山林川泽实行国家专利政策。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统一六国，一直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授田制，由国家向农民统征赋役，既税地又税人。秦国的授田制，以户口为依据，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立户名国版，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国民一般都能获得国家授予的一百亩田地。秦国政府规定，土地不属于国民的私有财产，国民对授田不得进行买卖，不得进行典质、抵押。政府还督促国民勤奋耕种田地，对懒惰者要进行处罚。秦国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以租税合一的形式来实现。秦民无论贵贱贫富、土地多寡，对国家的租税负担是统一的，没有此轻彼重的现象。

赋税

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开始课收实物田租。秦国以个人占有田地的数量而不是以人口的数量作为征收田租的标准。由国家按照一定估产和比例统一规定一个固定租额征收租税。每年九月，交租者必须将粟谷、刍稿送达一定地点，而政府不计其脚力运费。秦国山林、川泽约占国土的1/3，是可供开发的宝地。按照当时的观念及律令，山泽及其出产物鱼、盐、蜃、蛤等水产品及金、银、锡、石等矿产品都是国君的财富，自然要向百姓征收山泽税。

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开始对一些赋税统一制定常制。赋的征收，以户为单位，故称为“户赋”，以后又改为“口赋”。秦国对封君列侯只划给封邑，而不给俸禄，即国家以其地内土地、民众的赋税改归封君以充俸禄。秦国在惠文王之后，赋的征收形式是钱和布，但以钱为主。早在商鞅变法之初，秦国田租就成为广大农民的繁重负担，造成了“士戚而民苦”。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租赋日益加重。民众除了应对常征田租和户赋之外，还要忍受部分地方官吏的任意非法聚敛。商鞅变法后，秦国设有专门的《傅律》，规定了有关“傅”的各项制度。秦国民众年十七岁就开始服徭役。一般民众在一生中有三十三年以至三十九年在服徭役。秦国兵役的征发，早就严重地影响了秦国的农业生产，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质量。在秦国的租赋徭役制度中，赋重于租，徭役又远重于租赋。随着占有地盘的扩大和战争的增加，秦国对百姓的徭役也不断加大，徭役制度也不断败坏。

农业

商鞅变法，着力改变当时国民弃农经商，“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的现象，颁布命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致力于耕织者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对经商及荒怠农业者没为官奴婢。同时，加重关市之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以迫使商人弃商归农。政府对任何不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打击，对任何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鼓励。秦国政府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且税率比较轻。同时加重关市之征，加重酒肉之征，对游惰之人也课以重税。战国时代，修建了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工商

战国初期，秦国经济比较落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比其他国家迟缓。秦国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才“初行为市”，开始发展商品经济。不久，秦国将都城自雍（今陕西凤翔）迁至栎邑（今陕西临潼），西接戎狄，东连三晋，大大便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国工商管理政策规定，由国家独占山林川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中央设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设“左采铁”、“右采铁”管理采矿冶铁。铸币业由各级政府控制，禁止民间私自铸钱。秦国对外来商人采取较为优厚的管理政策，以加强物资交流。秦国对外来商人实行“布吏制度”，即外邦来的商人入境，必须以符传谒见主管官员，经批准后才能从事贸易活动。尽管秦国法律苛严，但对外来商人的处治却比较轻。秦国法律禁止秦国民众与外来商人进行珠玉交易。法律还禁止官吏私自经商牟利等。

手工业以冶铜和制陶最为发达。发明了铬盐氧化处理兵器的新工艺；建筑材料颇具特色，瓦当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货币

战国秦钱多随军事而流布，与六国商用流通者绝少，故多发现于秦军经略六国之通路。如由秦入蜀之“金牛道”，由秦入楚之“商於道”，由秦入韩魏之“易阳道”等，故钱重而流布范围甚小。钱型多为大钱（钱径在3厘米以上）。在陕西咸阳、四川茂汶等地也发现了秦国时期的半两，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了七枚半两。秦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布币、刀币等旧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法定货币，天朝古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清末。

尚黑

秦国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5]

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所谓五行、五德学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学术观点。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这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替。[5]

秦国的军旗为黑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天朝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