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昆仑 第二十章 石牛对石鼓

双色宝球发出的奇光异彩在湖水中显得瑰丽辉煌，吸引湖中众多的鱼儿围在“透明气泡”外游走，就是无法进入被白玉犀角隔离出来的圆形空间内，就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塑料薄膜给阻挡住了，形成一幅很特异的景象。

罗扬靠近前来对着双色宝球左摸摸右拍拍，问道：“天子，你说这宝球要是拿去拍卖能值个什么价？”

“无价！”我不假思索的回了一句。我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在我的灵眼中代表古玩价值的第三层光晕中能显露一圈金光的就算是稀世奇珍了，价值至少上亿。第二层光晕代表的是年代，如果有一圈金光其年代表示年代应该在秦汉以前，第一层代表质性，这个有些复杂，因为每件古玩的质性不同传承不同，所显现出来的光圈颜色的表性也就有点复杂。

比如同是一位帝王使用过的物件，如果是出土不久的陪葬品因为沾染了地下的阴气那么就无法同时显示三圈金色光，没有灵性的物件也无法显示三圈金光。

一件物体的“灵性”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制造这件物件时工匠所耗费的心力，心血；传承之中每个把玩这个物件所的人所倾注的愿力念力；传承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等等。

或许有些朋友不明白为什么和地理位置扯上了联系。很简单地理位置不同，电磁场就不同，在人杰地灵的环境中久住和在污浊龌蹉的环境中呆久了的人无论在气质，神色，言谈举止上都会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所表现出来的气场差别也很大。打个比方，经常出入高级场所的交际花和街边站街女气质能一样吗？呵呵，扯远了。

古玩由于自身材料的不同，质性也不同，玉石有玉石的质性，瓷器有瓷器的质性，同一种玉石或瓷器也有等级之分，通常在表示质性的第一层光晕中的第一道光圈都很难达到纯色，比如金中带紫，红中带绿，我分辨的时候以主色调为主来加以判定一件古玩的质性。

在我的灵眼之下一件古玩最好判断的是它的年代和价值，以金色为最，紫色次之。如果第二层光晕中有一圈金色那么可以断定这个物件必定出自秦汉之前到周代早期，再根据这圈金色颜色的深浅判定是战国时期或是春秋时期或是西周时期。如果是两圈金色那么就是商代晚期到夏代晚期的东西了，三道金色光圈则是夏代晚期到史前时期了。

至于价值就更加好断定了，在代表价值的第三层光晕中只要有一圈紫色就是价值千万，根据颜色深浅从一千万到三千万不等，三道紫圈最高九千万，一圈金色就是一亿，如果金光很浓那么这件古玩价值最高可达十亿，两道金圈最高价值多少我无法判定，虽然有见过几件这样的实物，却都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镇馆之宝，具体价值没有经过拍卖就无法断定，但估摸拍卖至少会超过二十亿。三道金圈价值多少更是不得而知。这样的宝贝我也只是在最近几天见着了四件，白玉刀，凤凰玉佩，斩星剑还有现在手中的双色球，至于这几件物事价值多少，我只能以无价这个词来形容了。

因为这几件物件所发出的磁场光不是三层，而是四层，只能用神器来赞誉了。

让我疑惑和震惊的是现在我手中的这个双色宝球有六层光晕十八道光圈，将会代表的是怎样一个概念，我无从断定。可以肯定一点的是，白玉刀和凤凰玉佩跟西王母外星文明扯上了联系，那么这个双色宝球会不会也和传说中的神仙——外星文明有关联呢？

“无价也总的有个价吧，这样行不，老李，我那我这袋宝石跟你手上的这个双色球换？”罗扬两眼放光的盯着双色宝球说道。

“你想得美，做梦还差不多。”我耸了耸肩上的探洞包：“要宝石，也不看看老子背上背着的是什么，绝对比你捡的那包值钱多了。”

“也是。”罗扬一脸无奈的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头顶：“双色球我就不和你争了，你看现在咱们的包都装满了，是不是上去拿两个编织袋下来再装点？”

现在白玉犀角在我身上，只有我的意念能控制，罗扬想上湖边拿编织袋只有求着我点。我想了想没有搭话，而是望向一边的老白猿。

其实我很想问老白猿这双色宝球的来历，可是看不懂它的手语，无法交流，只好说道：“猿兄，咱们这先上去，等会再下来吧。我那里还有几瓶好酒，另外还有些好吃的。”

老白猿却摇摇头，对着南边的湖岸指了指，咿唔哇呀的说了一通，又打了几个手势。我踹度了一下问道：“你是说要我们去那边？”

老白猿点点头，又指了指那个方向。我顺着它指的方向望去，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想想这老白猿已经送了我和罗扬这么多的好处，应该没有什么恶意，就请它头前带路，我和罗扬在后面跟着。

老白猿所指的方向就是我们下来的那个方向，从湖心往前走是个斜坡，上到二十米后则是一个很宽的平台，平台离湖岸大概还有五六米的距离，在平台上并排蹲着两头石牛。牛头朝着我们下来的方向，牛头前方是一道凹凸不平的石壁，就在两个牛头的对着石壁前方立着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几行大字。当我看到那几行大字的时候，我几乎要狂跳起来。那巨型石碑上刻着的几行大字是——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立。

“咦，张献忠，这个人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这大西国莫非是传说中得亚特兰蒂斯。”罗扬望着巨型石碑上那几行字喃喃自语：“这他妈的不对呀，咱们天朝人怎么成了亚特兰蒂斯的皇帝了，奇怪，奇怪。”

我哭笑不得，罗扬这小子牛头不对马嘴的乱扯一通，这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和大西州亚特兰蒂斯这哪跟哪呀，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说起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拿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

张献忠(160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人。出身贫苦家庭。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入蜀,在成都称帝登基,建立大西政权。对于张献忠,成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1646年7月,张献忠被迫撤出成都前,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他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此举称为水藏。

据称,张献忠曾留有一张“藏宝图”。他将劫掠来的金银埋藏在成都的某处,并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多年来,成都有童谣唱道:“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有资料记载:晚清时,有个叫杨白鹿的贡生知道了这个惊天秘密,又在晚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好友马昆山,并把一张无价的“藏宝图”给了他。马昆山禁不住心花怒放,当即成立“锦江淘金公司”,招收泥木石杂各类工人,购置各种工具,又订购了金属探测器等必要设备,于1938年农历九月,轰轰烈烈大干了起来。几天后,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

当时就有人说“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一部起重机,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有三大箩筐小铜钱。

流经成都市内的锦江,其干流起于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止于成都所辖的彭山县江口镇,全长97.3公里。江口镇作为锦江的下游,有没有可能与这批沉宝有联系呢?多年来,这里总是出现令人惊奇的线索。在彭山江口镇,人们发现在这里竟也流传着与宝藏相关的歌谣,产生了沉宝谜踪的第二种版本。

当地人这么唱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不同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歌谣的格式则一模一样。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在曲折的山路尽头,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由于受到冲刷,头部已被毁坏,但虎身仍清晰可见。“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又会在哪里呢?

据《彭山县志》载,顺洽三年,在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好改道由水路出川。张献忠的船队从成都启程,沿锦江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时,遭到明参将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就沉没在彭山县江口境内的水域中。

而按照《蜀难纪实》的说法,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银两多得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里面放入银锭,让它漂流而下。本来打算在重庆下游的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把它们打捞上岸,可在江口镇就遇到阻击,大量金银也沉没于此。

彭山县江口镇境内水域到底有多少当年张献忠的沉银?据《蜀难纪实》记载,“累亿万,载盈百艘”,因为当时张献忠船队遇到阻击时,沉船堵塞了江道,使得大部分的银两都沉没于此。那么,这一大宗金银会流落到哪里呢?据《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原来,清政府曾组织过大规模打捞行动,部分沉银被打捞起来充实了国库。

沉银谜踪却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4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银锭,银锭上“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

出土银锭藏匿于木筒内。木筒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两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银锭分别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从出土银锭中的铭文可以看出来自湖南、湖北地区,为崇祯时期的税银,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

300多年来,张献忠沉银之说一直是一道谜团。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可是,歌谣里提到的大笔财富却仍未浮出水面。

有关张献忠的另外一个传闻就是屠川事件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不过七杀碑是否真实存在，考古学家们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七杀碑实为张献忠的圣谕碑，上面所书句子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之所以会有七杀碑流传是因为清廷为营造张献忠嗜杀的形象。不过很多史料表明历史上张献忠屠川之事的确发生过，被视为最权威信源的，当属《二十四史》中的《明史》，其中称张献忠为“流贼”：“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称张献忠的将士以杀人数论功行赏，共杀了成都男女老少六万万。

“六万万”是多少？天朝汉语中用“合文”记数，其中一种记数方式便是“以万万为亿”。也就是说，《明史》认为，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亿人口。但据史学家考证，明朝末年天朝只有一亿人口，何来六亿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明史》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由清代官方修订。史学家考证发现，关于张献忠的记载，清代史官对其做了大量篡改，并在时序上做了很多颠倒。有史学家因此推论，屠川真相应是清军所为，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嫁祸于张献忠，因此在史书上极力掩饰，并大兴文字狱企图掩耳盗铃。张献忠屠川之说除见于《明史》外，各路野史也是众说纷纭，渲染程度之烈，超出想象。正史和野史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瑕疵，于是后人推崇一本意大利人写的《鞑靼战纪》，认为旁观者清，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属于“第三方视角”，自当权威可信吧。此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人M.Martini，中文名为卫匡国，他在书中对张献忠的描述更是义愤填膺，痛斥他是“天生怪物”、“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披着人皮的魔鬼”。

提到张献忠就不得不提李自成，1644年李自成北上征讨，攻克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则南下进攻长江流域。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称“大西王”。两年后，他在四川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时被流矢射中而亡。张献忠死后李自成的行踪成了史学界的一个大谜团，最流行的说法是李自成归隐九宫山，但最近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收集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李自成在转战湖南的途中被流寇所杀。

且不管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最后结局如何，世人最关心的是这两个都当过几天皇帝的江湖大佬所收刮的财宝的去向。据史料记载，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收刮的金银财宝在数量上虽然不及张献忠多，但质量上却是比张献忠的档次高。张献忠曾在成都办了一个“珍宝展览会”，将它南下后从各大藩王和诸多土豪富户那里收刮来的奇珍异宝装满了足足二十四间大屋子，而且只是一部分而已。李自成的大顺军在1644年春季攻入北京城，随后拷打明朝王公大臣，获得白银七千五百万两，从明宫内库搜出金银三千七百万两。除了金银，李自成还将大明皇宫和在京城王公权贵家里的古玩珍藏收刮一空，不久，李自成携带巨额财宝撤出北京城。

也有野史记载，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城后，曾派人给张献忠送去一批珍宝，打算拉拢张献忠联手抗清，最后却因为李自成的意外身亡不了了之。

李自成的宝藏近年来多有现世，宝藏出现的地点有很多，线索很复杂。张献忠的宝藏也有不少现世，但地点都指向一个地点，那就是成都彭山的江口。但我认为是很多人都被误导了，以为江口沉阴是张献忠的全部宝藏，却没有想到江口沉银是张献忠兵败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张献忠早就把大多数的宝藏转移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的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不为人知很大程度上和张献忠屠川有关。

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想象：张献忠从成都押送宝藏赶往藏宝地点的时候，一路上自然要经过很多有人的城市乡村，为了不让藏宝的消息和藏宝地点外泄，张献忠肯定会想到杀人灭口，所以历史上张献忠的屠夫形象就产生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张献忠的宝藏藏在成都附近我也认为是一个误区，如果我是张献忠我就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太显眼了，如果有朝一日成都被清军攻破，那岂不是便宜这帮龟孙了。

俗话说狡兔三窟，何况像张献忠这样的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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