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 第四十章 “适者生存”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一九五二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陈丽揶揄我说：“你不是说户籍制度是两千多年前秦国商鞅变法的产物，早就应该废除了；还经常嘲笑那些‘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农转非，以后再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非转农’的亲戚朋友，现在尝到没有户口的苦头了吧？”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古镇中学有一位代课老师叫张荣华，曾经是“北大才女”林昭公开的男朋友，一九五七年与林昭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被流放到东北的“黑土地”上，那是一个右派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有被管制的人员没日没夜地“修补地球”，天天都有死人，“困难时期”每天更有几个人饿死，几个好友商议逃跑，“否则就得饿死”，趁着一个天高月黑的日子，几百个人同时往各个方向逃离，大多数人被抓回，死得都很惨。

他侥幸跑到内蒙古一个沙漠边上，顺着沙漠边沿一面乞讨一面跑路，走了几个月，也不敢回家与家人见面。后来碰上一个走江湖的浪人教他几个赚钱糊口的方法：在农村小集市变魔术、表演口技，然后推销油印的“生活小技巧”，十几年间走遍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唯独不敢走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也从不跟家里人联系，更不敢去找林昭——其实他同林昭分手后就再也没有林昭的任何信息了。历尽千辛万苦活了下来，一九八零年“右派分子摘帽”后才回到古镇当了中学的代课老师。

我很快就跟他成为莫逆之交——应该算是忘年之交，他讲话还是非常谨慎，但在我面前却能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几次谈到在北大的生活，谈到林昭，他会禁不住掉眼泪，结束谈话——他终生未娶，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林昭就是他“永远的爱人”。

我劝他“想开一点”，他说：“我现在是苟且偷生，过一天算一天罢了。”在给右派分子“摘帽”的大会上，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笑容。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工厂跟着芦荟一起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芦荟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即使芝麻大的“小官”我也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时不时来找我的麻烦。

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就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紧俏物资、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

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

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

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

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他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

我不解，问：“为什么？”

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

“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

“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好几年都得说服股东们也就是我的亲兄弟不分红，祸根也从此种下。

省外贸公司拿着我们生产的芦荟产品参加广交会，接了几笔生意，于是派人来工厂考察，打算投入较大的一笔资金把芦荟产业“做大做强”。来人先到县里邀县外贸公司的一位科长来我的厂里偷看我们的设备和人员“素质”，一看那么简陋的设备，加上刚培训不久就上岗的工人、化验员和管理人员，大失所望，回去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外贸公司也就打消了在我这里投资做大的念头了。

几年以后，我们的芦荟产品畅销国内外，成了“香饽饽”，县外贸公司那位科长对我说：“我们失去了一次联合做大的好机会！”

我说：“你们来‘偷看’工厂然后改变主意的事后来有人告诉我了，你设想一下，当时我们用那么简陋的设备、那样的人员都可以做出那么好的产品，如果在那时候同你们联合起来做大的话，现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几强了。”

我在插队务农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已经听说并注意到有人用芦荟、小黄瓜和蜂蜜三种物质一起捣烂敷脸以治疗青春痘、酒糟鼻，就安排厂里几个年轻人做实验，证实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有效，就利用我们自己种植、采收的芦荟叶子和采购来的小黄瓜、蜂蜜试产了一小批“芦荟青春膏”。我送了一千支样品给上海的几所中学校，让学校的老师们发给一千个有长青春痘的中学生试用，反应极好。于是我们就组织原料正式批量生产这种新产品，先在上海试销，取得成功，然后慢慢推向全国各地。

吃了新产品研制开发而大获全胜的甜头以后，我一鼓作气又研制了芦荟洗面奶、芦荟发乳、芦荟发油、芦荟花露水、芦荟二合一香波、芦荟沐浴液、芦荟洗手液、芦荟护肤霜、芦荟发胶、芦荟摩斯等等，一个一个逐步推向市场，全部成为畅销产品、抢手货。工厂规模一再扩大，仍旧跟不上发展势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经常看到顾客们在化妆品柜台前排队、抢购我们生产的芦荟系列产品。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到哪里才能买到香精是厂里的“最高机密”——因为卫生香厂除了使用适当的香精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技术含量”了，所以每一瓶或每一桶香精外面贴的的商标都是在路上就被撕烂了。但辛辛苦苦买来的香精质量还是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工厂常常因此而遭到客户退货。秦霓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秦霓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而已。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凤梨、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香精厂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

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自学调香是极困难的，首先是没有“教材”，我找遍各地的书店和图书馆，只有几本科普小册子介绍了几个天然香料，进一步的资料无处可觅，连一本香料词典都没有；再者是无处拜师，全省一个调香师都没有，到香料厂找到几个高级工程师，都只知道一两种天然香料的种植、采收和提取精油的方法；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各种香料的搜集，调香工作至少手头上得有几百种天然和合成的香料，否则无从“下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十几个香料，因为少量香料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搜集到了也不能邮寄，只能亲自去拿。

没有办法，我只好想办法自己制取香料——幸亏在农村时学了一些中草药知识，我采集了数百种有香味的植物，又到中药店里买了几十种有强烈气味的中药，在家里用水煮蒸馏、酒精萃取等等办法得到了各种精油、酊剂、浸膏、净油，经过提纯精制、分离出几百种单体香料，再用它们配制各种各样的食用香精和日用香精。几年下来，总算基本掌握了一些调香的“诀窍”。试调配的几个香精竟然成功地用在我生产的芦荟产品里面，受到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