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 第二十一章 有心没胆

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打击”并不大，只是有点“遗憾”。我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家里的“实验室”研究植物——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种植物的名称及它们的药性、功能等，自学的化学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便用各种“土办法”提取这些植物根、茎、叶、花、籽、果的有用成分，并进行初步的利用设计。

到山区当代课老师之事，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作罢。

托老天爷的福——我插队的第二年春耕时碰上“倒春寒”，虽然秧苗冻死了不少，但有经验的老农说：“早烂秧，谷子涨破缸”，这一年夏季粮食果然大丰收，市场上“黑市”大米每市斤一毛六，比国家“牌价”高不了多少。公社党委书记在每一天晚上的“联播节目”（每个生产队都得按“政治任务”组织收听）里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号召办大食堂，“准备大踏步走进共产主义”。

队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却心有余悸，向队长建议利用房前屋后多种瓜果：“万一再出现十年前的饥荒”，“瓜菜代”有备无患——十年前这里流行着一个民谣，至今孩子们还在念着：

天公下红雨，

大水淹田土；

政府来救济，

救济救干部。

真正的农活我其实掌握得并不多，但插秧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以一口气在田中央插上一百多米长的秧苗成一条直线，不必站起来（实际上站一次，秧苗“线”就要弯一次）。锄头活我觉得最难学，如果让我“锄花生”——在花生地里除草的农活，这里的人们把它叫做“锄花生”——我会真的把花生都除（锄）掉。有一次被队长发觉，问我为什么不小心把花生苗锄掉，我说：“你不是叫我‘锄花生’吗？”把队长气得半死。

有一次干的农活是“劈田埂”，我一锄头劈下去，一窝蜥蜴窜出来，我吓一跳，队里的农民们围过来把它们全部活抓，将小蜥蜴放在手心拍打变成红色，生生的吃了，他们说生吃小蜥蜴“补身体”，我看得目瞪口呆。肥大的母蜥蜴被熬成汤，每个人中午时都喝了一小碗，味道确实鲜美。

“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日”我如约参加，向生产队队长请了一天假，拿着“准假证”到大队部打了一张“路条”。大队文书把我的姓写成“黄”，我也不计较，反正我奶奶姓黄，妈妈也姓黄，以后自己的“老婆”也极有可能姓黄，无所谓。走了三公里到车站买到两毛钱的车票，等了两个小时车不来，干脆走路到古镇，浪费了“准假证”、“路条”和车票，而且拐到车站还多走了两公里，想想真不合算。

走到小镇时天已经黑了，去常田县插队的同学少来了三个人——一个老爸刚饿死不久，还在“丁忧”；一个凑不到路费，来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学被大队支部书记强奸，无奈嫁给书记的儿子，“无颜”来见老同学。

张水晶家附近的房子已经被农民拆了种菜，不久就要拆到他家了。聚会笼罩着一层阴影，以前每一次聚会嘻嘻哈哈的景象不见了。有个同学说他春节时贴的对联是：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联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横批是——谁教育谁。

不知是哪个同学从包里掏出了两本手抄书《第二次握手》和《少女日记》，大家传阅着看，气氛才慢慢好一些。

张水晶开了个头，同学们轻轻地哼（后来变为唱）起了《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似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让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腮上的泪，去掉心中的忧愁心中的悲伤。啊！……

心上的人啊离别了你，去向远方，爱情的花朵长埋在彼此的心上。

跟着那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的修补地球，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我的命运啊。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唱完之后，张水晶当场挥笔写了一首“自由诗”：

茫茫的长夜，

辛酸的眼泪，

昏暗的油灯，

陪伴着孤影，

只听见窗外秋虫在哀号！

流萤在檐前穿飞，

冷风飒飒地呼啸，

异乡是多么凄凉，

多么凄凉！

我迅速谱上一个忧伤的曲子，含着泪同大家一起轻轻地哼了一遍，觉得“还可以”，于是每个人都抄下来回去学唱。不久这首歌在我的同学圈子里传开，幸亏传得不远，否则我早晚也跟《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一样倒霉——当时已经在“追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了。

张水晶把我叫到一边，故作神秘地拿出一本连环画（小人书）给我，说是黄丽慧托他转给我的，我接过来一看，是《西厢记》，这“封资修”的东西早都被红卫兵烧完了，鬼丫头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我打开看完，才悟出原来丽慧不喜欢我叫她“妹妹”。

张水晶还告诉我一件事：陈孝英离开父母到山区插队后，受到当地青年农民们的欺凌，人们称她是“小右派分子”，给很低的工分，分不到口娘，实在饿得没法子只好写信求告父母。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陈礼敎和谢美兰再恨她，也还是每个月寄了几块钱给女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第二天下午回到生产队，刚好来得及参加晚上的“政治评分”，却被队长训斥了一顿，说我“超假”——我只请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假，拿出“请假条”给众人看，只见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兹请假一天，明天归队。下面是我的签名和队长的“同意请假”四个字，没有日期。

我说：“现在还不到明天，我怎么超假了呢？”社员们都笑了——笑队长被捉弄了。队长恼羞成怒，强行扣掉我一天的工分（八分）。我一肚子气无处发作，借着后来教歌的时机发泄不满，故意教唱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唱段“管叫山河换新装”，按惯例我先唱一遍：“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那天晚上刚好公社“**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下基层“采风”，走到我们生产队队部门口，听到有人唱京剧，就在门外站了几分钟，等我唱完了叫人请我出来谈话：“你唱得很好，有‘京味’，尤其是那句‘激起我仇恨满腔’唱得慷慨激昂，很有激情”。我说：“我被扣了工分，心里有气，唱这一句时故意提高嗓门对着生产队长吼的！只可惜对牛弹琴，他们也不懂。”

谁知这位“京剧大师”竟说：“样板戏就是要这样唱才有感情！”

文宣队队长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包括我家庭的情况，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已经有“赤脚医生”的前车之鉴，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就老实对他说：“我出身不好，宣传**思想肯定不够格”。趁早让他打消当“伯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