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英杰 第六十五章 科举

松赞干布于贞观八年遣使入唐，要求与唐朝联姻，但李世民没有答允。其实历史上贞观十五年李世民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是迫于当时吐蕃的军事威胁。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土蕃问题，陆玉成下令总参谋司情报曹收集吐蕃的情报，并向其派出特工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命作战曹开始制定针对吐蕃的作战计划。

贞观六年，李世民曾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一书。这是唐统治者为了压抑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复辟关陇军事旧贵族采取的重要措施。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征、李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李世民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正月，《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李世民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李世民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这些变化首次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李世民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李世民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门阀与世封制，结果必然趋向保守。

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李世民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但撰修《氏族志》之举，仍是科举选官制度的倒退。陆玉成深感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这使他对历史上一代女皇武则天对科举选官制度的大胆改革从心底升发出敬意。

为了广揽人才，武则天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这些措施，打破关陇贵族集团在政治方面的垄断，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崇尚门第的制度，更进一步加以打击，把政权开放给更多的人，对历史进步多少有些作用。而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借鉴之处。

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制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使得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为后来的政坛风气和官吏构成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陆玉成作为士人，对科举制度的建设极为关心，他把历史上武则天这些做法概括成文，上了一份奏折给李世民，李世民阅后颇觉中肯，直夸陆玉成具有远见卓识。

陆玉成有时也去那小巷探望义妹武静。她们得陆玉成一万贯铜銭接济后，生活改善不少，饮食穿着用度好了很多。

杨氏每次都很热情地接待他，武顺初嫁贺兰越石，生下一子一女。子为贺兰敏之，女为贺兰氏，但贺兰越石不幸早逝，如今她正在守寡，她对陆玉成也很客气，不时偷偷瞧着她，妙目含情。倒是武则天比较矜持，与他保持一段距离。

杨氏颇有学识，知道前朝许多掌故，也很健谈。陆玉成常向她问询隋朝一些他前世弄不明白的史实，她都一一为之解答，如关于隋文帝为何废学的问题。

隋文帝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隋文帝废学是天朝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大挫折,有人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

对于隋文帝废学的原因，后世一般都总结为他晚年好佛，尚刑名，不喜儒术，加之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儒士思想不统一，南北不一致，难为统治者所用。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巨儒在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道人，学多鄙俗者也。”为统治者和达官贵人所瞧不起。当时有一位儒士既是那时知识界的写照，也与学校兴废有关。

刘炫（约546-约613）字光伯，隋河间景城人。少时与刘焯友善，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周武帝平齐，由刺史宇文亢引荐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为礼曹从事，以干练而知名．后奉敕与王劭同修国史，又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宫。自言，《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皆能讲授，史子文集，皆涌于心。在朝名士十余人保其所言无谬，于是拜殿内将军。因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书，被人告发，除名，归家以讲学著书为务。后与诸儒修订《五礼》，授旅骑尉。开皇二十年(600)，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极不宜废。隋炀帝即位，经牛弘推荐，参加修定律令。后经杨达荐举，射策高策授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辞职，归河间，以讲学为业。隋末，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他学通南北经学，精博今文、古文经典，崇信《伪古文尚书礼传》和《伪古文考经孔传》。对先儒章句，多有非议。指陈杜预《左传集解》失误之处，达一百五十余条。所制诸经义疏，为当世士人奉为师宗。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皆本于刘炫义疏。因受南学影响，变朴实说经之风，好凭己意改前文，文辞也华丽。并认为，古人委任责成，案不重校，文不繁杂。今世文薄，多杂不密，又万里追让百年旧案，事多而政弊，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炫能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提出《春秋》规过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实开自由说经的先声。

史学家范文澜说，隋代能称得上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绰时称“二刘”。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虽说“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其后又力谏隋文帝废学，但统治者终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