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漫之雅少 江户

遥远的山区的一件小茅屋里，有位赵奶奶，64岁，一生操劳奔波，无一日空闲。随着岁数渐渐地大，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在有一天，她病倒了。却没人照料。也不是没人照顾，她有3个女儿。

赵奶奶有3个女儿，一个丈夫和一个前夫都健在。

赵奶奶病倒了，没有人管她。二女儿会定期的向赵奶奶打钱，打电话问平安。

三年前，赵奶奶还可以行走，二女儿把赵奶奶接到z市，在医院为她做了个检查，除了血压偏高，一切正常。

三年间，赵奶奶大病小病不断，其丈夫对其不管不顾。让其自生自灭。

半年前，二女儿把赵奶奶接到城市里打算让其在城里生活，城里生活在难，也比山里好些。

二女儿的女儿小童，也请假在家陪着赵奶奶。教她在城里的生活。

1.去外面可以回家。

2.在家的东西，饿了可以煮着吃。

3.拿了零花钱，可以买着吃。

本来都好好的，病随没好，但是气色好了不少。

赵奶奶死活要回家，二女儿也没办法，让她回了家。

（如果知道后面的事二女儿一定不会让她回家。）

好景不长，两个月后，赵奶奶再次病倒了，全身瘫痪，心脑血栓，糖尿病。赵奶奶进了医院。医生说活不了多久。

住院期间，二女儿和小女儿将其照顾的无唯不是。大女儿却看了看便走了。

危险期会没有过，大女儿就将其送回了家。

家里住了两个月不到，赵奶奶就瘦成皮包骨，可以想象，一个胖子二个月不到就瘦成皮包骨的样子。

由于三个女儿不在家，没有人照顾，丈夫也让她自生自灭。医生说是营养不良。三个女儿之前向家里打了不少一笔钱。

后来，几个女儿都说是让她等死算了，各各都不养，二女儿把赵奶奶接到城里生活，想的是病好了就一直待在城里。

小童也辞了职在家，照顾赵奶奶。

一周后，赵奶奶离世了，为她送终的只有两个人。他的二女儿和小童。三女儿正在路上。

赵奶奶死后，小童说“母亲，还是把姥姥送回家吧，人死要入土为安，落叶归根！”

二女儿把赵奶奶的骨灰带回家，连家门都没进到，其丈夫把门锁得死死地。

赵奶奶后来葬在其前夫的家里。其丈夫的家里连门都没进到。

电话里小童说“虽然说葬在姥爷家不对，毕竟离婚40年了，还是算了。但是要把他吞的钱吐出来，那是姥姥的钱。”

丈夫吞了5万块钱，都是三个女儿给赵奶奶看病的钱。大女儿始终没有见到赵奶奶的最后一面。

出葬时，还是在。

按照小童的话说“你管他的，弟弟以后长大，老了自然会后悔的。”

神隐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幕府领地约占全国土地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大名是各藩国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目付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国，并采取大名参觐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国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17世纪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出现危机，表现为幕藩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为应付危机，幕江户城(7张)府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40年代实行改革，但并未奏效。1854年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又加剧了封建制危机。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改革派下级武士推动下，逐渐采取与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兴业，抵抗外敌。在幕末农民起义和萨长等西南强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压力下，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年末被迫宣布奉还大政。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经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彻底打倒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结束。

武士就是战士阶层。最顶端的就是将军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藩主），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他们服务。其中一些是指导教师，一些守卫他的城堡，还有一些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另外，在江户那种大城市里，武士有各种各样的职务——幕府中的官员，或者警官。最后，还有浪人，就是没有主人的武士。他们不用报答主人，同样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浪人可能会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进行其他的工作。不过许多浪人会在乡下流浪并寻找有酬劳的工作。一些人也会像雇佣兵一样受雇于出价高的大名。德川时期日本一共有3000万人，其中大约200万是武士。

大米是粘合社会各阶层的胶水，理所当然是由农民生产的。大米的量度标准是石。一石能供一个人吃一年。在这个时期，日本大米年产量估计是2500万石。将军负责分配整个国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绝大多数都分给了大名。据CharlesJ.Dunn所说，最强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贺藩能收到130万石。在德川日本，超过270个大名能收到至少一万石。那为农民留下了什么？这取决于天气。通常，农民上缴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时候，将军和大名并没有减少他们的需求，因此农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粮食生活。在这个时期，农村的饥荒并不罕见。这样，虽然农民在社会中是握有特权的——地位仅在武士之下，但他们的生活通常十分艰难。种大米需要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到了今天，许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艰难的时候，农民会无视将军的禁令搬迁到城市里从事贸易。当他们父亲的土地被长子继承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儿子也会去经商。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叠。比如一个制衣匠可能会卖掉他的产品，他的事业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发展，比如借贷。在德川社会，武士对某些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剑，受到了很高的重视。所以，造剑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见的技术包括木工、石工、酿造工和涂漆工。

商人，特别是在城市中的那些，变得很富裕，但是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这是由于儒家的观点：商人不像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生产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赚那些生产劳动力的的钱。但是，因为有钱赚，所以其他阶层的，甚至是低级的武士，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个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时期发展的那样，经济逐渐的从封建向商业转化，从整体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德川日本，贸易通常是一个缓慢而繁重的事业。虽然道路系统规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将军为了军事防御，禁止用车辆进行贸易。这样，大部分通过陆路的商品是放在马或人的背上。

其他几个群体存在于这个阶级体系之外，包括演员，僧侣和屠夫。在某些方面，既然它处于组成日本社会的严格的阶级体系之外，它的成员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过，这个体系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计，所以生活在体系之外也有不利之处。屠夫是被驱逐者——强迫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并要避开日本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死有关：他们处理动物的尸体，鞣兽皮并制革。屠夫面对着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东西。日本人受到佛教徒的影响，一般都是食素者，禁止杀生。在神道教中，与死相接触需要斋戒。在现代日本，仍然坚持区别屠夫。屠夫家庭的名单在社会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为了防止儿子或女儿与一个屠夫世家结婚，都会参考这样的名单。

江户时代的早期玩偶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玫分作下列五种：

幕府直辖学校：如昌平学门所，以武士为对象，带有强制性

藩学：同样以武士为对象，规模参照幕府学校，以教授儒学、汉诗、汉文、兵学及经济为主，直至幕末时候约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

乡学：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以教育士庶子弟为主

私塾：约一千五百间，由著名学者建立，入学者多是慕名而来

寺子屋：提供类似现代的小学教育，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以训练读、写及算盘为主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两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著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颇高的。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折叠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1688－1704）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阶级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虽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努力追求与武士阶级的平等。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图书人形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净瑠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起先的乐器是快板与琵琶，室町时代后期从天朝经由琉球传入的三味线成为净瑠璃的主要乐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时人形净瑠璃发展的中心是大坂与京都。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竹本义太夫的剧团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郑成功率领日本武士抗清得胜故事的《国姓爷合战》，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著名人形净瑠璃剧的剧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18世纪末，大坂的植村文乐轩接手经营人形净瑠璃，将其改编为“文乐净瑠璃”。从此，人形净瑠璃以“文乐”之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歌舞伎被称为日本的“国剧”，但它最初只是一项民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在江户时代曾屡遭禁止。

歌舞伎的始创者是17世纪初一位名叫“阿国”的女子。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风流舞”的基础上创造出节奏明快、具有市井风俗特色的舞蹈剧。女性在舞台上出现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况还要女扮男装，甚至还要穿着西洋服饰登场；剧情内容活泼通俗，甚至有涉及风月场所的剧情，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经推出，便受到庶民社会男女老少的狂热欢迎，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一态势引起幕府的担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参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装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欢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议迫使幕府最终向民意投降，二年后歌舞伎解禁。经过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德川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是指既非过去又非未来的今生今世。“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街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刺绣工人出身的画师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的始祖。菱川师宣先是为假名草子、艳情小说绘制插图，后来这些插图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从文学读本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欣赏绘画。菱川将这些画制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间广泛出售，浮世绘因此在民间快速传播流行。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香道“这门艺术在江户时代被正式确立，香道使用的组香大多是江户时代所制的。美丽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盘物使的香道更为女性所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