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群英传 “关羽之死”

大战略决定命运

——说“关羽之死”

眉山一绝

近日阅读《三国志》，发现《蜀志》记载蜀汉的政治事件，如诸葛亮罢黜李严，杨仪火拼魏延等，多有模糊其辞或自相矛盾处。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历探微》一书中也有类似说法：“《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按照一般说法，关羽失利是因骄横自大而咎由自取，但历来读史者总有疑问：在荆襄战役进行的半年时间里，远在成都的刘备、诸葛亮为何不调一军相援？他们的坐视不救，是否该为关羽的败亡承担主要责任？读史者也常因“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说到修书，刘备政权采取的态度也有反常的地方：当时，吴、魏两方都遵循汉代旧制，设立史官，记录朝廷军国大事，惟独以正统自居的蜀汉例外。究其原因，无从知晓。所以后人难以明白荆襄战役的内幕，今人也因此有了这样大胆的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

(二)

关羽之死,究竟该由谁来负主要责任，历来就有多种说法，除去关羽“咎由自取”说不足以服众外，主要的观点有三种，即为：章太炎的“诸葛借刀”说，方诗铭的“刘备借刀”说以及易中天引用吕思勉的“救援不及”说。三说各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下面试来作一辨析。

章说语出《訄书》第三十六《正葛》篇：“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名于吴，以损关羽之命。”此说的牵强处在于：诸葛亮若为杀关羽，而自甘奉送荆州全土与魏、吴，则在根本上违背了其为蜀汉政权制订的国策《隆中对》。其次，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在荆襄战役发生的时期，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不算显赫，根本无权做出可以改变关羽命运的决策。当时他虽任刘备的“左将军府事”，但做的多是些行政和后勤事，常常“镇守成都，足实足兵”。关于征战事宜，全由刘备一手而定。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若西取成都，东征汉中，南争三郡，甚至后来的兴师伐吴，都没有随刘备远出。所以谭良啸在《论诸葛亮的治人之术》一文中甚至这样说：“刘备即位称帝前，诸葛亮一直官居‘军师将军’，‘军师将军’系杂号将军，是刘备一时军务创制的，地位和权力都在前后左右等常设大将军之下。其时，诸葛亮与刘备也不如关羽与刘备有‘恩如兄弟’的关系。他在刘备集团中，资历尚浅，名望不够，只算得上二流人物。”章说得不准确，因而是显而易见的。

方诗铭的观点，脱胎于章说，但主角的调换，使很多事变得顺理成章。刘备与关羽的不睦，史书就有记载，如《蜀记》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又《蜀志费诗传》曰：“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羽为前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很显然，关羽的这两次愤怒，都是直指刘备的。刘备对此也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他派妻舅麋芳和同乡傅士仁坐镇南郡公安，似乎也就是为了监视关羽，而二位监军也敢以“不惜相救”“拒给军货”的行动与关羽的指令相抬杠，恰好说明他们的背后有刘备在撑腰。另外，当刘备命令关羽发动战役后，却并没有相应地给予关羽调动汉沔驻兵和上庸诸军的权力。以此看来，刘备戒备关羽之心是存在的。但刘备当时是否就感到关羽的骄横跋扈，已到了易世所不能驾驭的地步？答案是否定的。

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史传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三国志费诗传》也有一席话说明两者的关系非同一般：“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乎？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另外，我们从刘备即位汉中王后，对关羽独当一面，专司一方的任命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关羽，是相当的信任。方说的观点，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至于易中天的“救援不及”说，源于吕思勉《秦汉史》中的论断：“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兵者，诡道也。”当孙吴兵分两路，偷袭荆州时，遑论远在成都的刘备，就连近在眼前的江陵守军，也是惊慌失措，如梦初醒。蜀军土崩瓦解，一触即溃，以致于易中天冷冷地来了句调侃：“除非此时刘备能降空降兵。”刘备当然没能耐训练出空降兵，但易中天先生也实在应该好好想想：在荆州的地面上，进行一场事观三方国运的战役，刘备和他的智囊团竟会愚蠢到像袁绍虎牢关外的那帮诸侯兄弟，只知日日置酒高会，开开派对，唱唱卡拉OK而已！更何况《三国志》记载“（逊）别取宜都……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的时间为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其时距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而“宜都太守樊友的弃城出逃，奔回成都”和蜀汉政权一路关隘处设置的情报驿站所搜集到的战报，或许早已让刘备集团知晓荆襄战局的凶险形势了。再退一步说，像刘备这样一位在马上征战了一世的英雄，在这样的大战役开始之前，是不可能不考虑安排预设过几个应急方案的。因此，成都方面按兵不动的行为就有悖常理。而惟一能解释刘备璧上闲观态度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在得到兵败的消息后，决意放弃荆州三郡。他派关羽北伐的真正目的，原来也仅仅是希望关羽这支偏师能吸引住曹魏的主力南下，在襄阳城下进行一场持久的、局部的消耗战，而不愿看着演变成一个事关吴、魏、蜀三方命运的大决战。此时，刘备和他的智慧团或许更多地在注视着关中或陇右的战略动向，而他的虎将和主力都摩拳擦掌地等候在通向汉中、武都和天水的各路隧口上，准备随时出击关西，问鼎中原。在刘备的心目中，恐怕早已没了荆州的战略地位和诸葛亮《隆中策》中“跨有荆、益，保其险阻”的话语。他满脑子在想的是如何“兵出关中”，或“得蜀望陇”。刘备集团的国策，早已悄悄地做了一次调整。

（三）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策出隆中，一直是历史上君臣相得的佳话。刘备也正是从《隆中策》的战略规划上，看到了重复汉室的可能性。在刘备入主四川前，一直把《隆中策》作为纲领性文件加以贯彻。《隆中策》的核心是：北不与曹操争锋；南不可图及孙吴；只有跨有荆、益两州，扼险而守，待天下有变，则兵分两路，从宛、洛、秦川平定中原，这无疑是一个稳建的战略。但在公元二百五十一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秦有“智囊”之称的法正又向刘备上了另一道国策：克之（汉中）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壤土；下可以固守受害，为持久计。他的策略像韩信的《汉中策》：立足巴蜀，以汉中为前途，面向关中，出潼关而定天下。这一策略，当时得到了赵云、黄权、秦众等人的赞同。无疑，刘备对此也是认可的。有两条史料可作佐证：（一）《三国志·刘备传》云：（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二）在刘备称汉王中后，据《三国志·刘备传》所载在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的表奏中，仅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而没有包括荆州的南郡、零陵和武陵在内。这个奇怪的现象说明，刘备其时或已有放弃荆州的打算。法正所上的《汉中策》与诸葛亮的《隆中策》，根本的分岐就在于荆州战略地位的不同。在法正看来，荆州并不重要。类似的话，庞统在世时，也早讲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而法正和庞统，则都是刘备最为倚重的心腹幕僚，刘备的倾向《汉中策》，于情于理，都是很自然的。由此推断，刘备命令关羽发动荆襄战役的目的就是：希望关羽南伐起佯攻作用，牵制曹魏主力，使之不能西顾。但他这种丢车保帅的战略，无疑注定了关羽的败亡。

刘备在荆襄战役中最大的失误，在于选错了前线统帅，没有能为他赢得准备关中战役的时间。关羽的特点是：识小义而未必明大义，尽小忠而可能害大忠，逞小勇而未能奋大勇。这种打拉据战、持久战的角色，刘备没起用头脑冷静，有战局观念的黄权或赵云，而让一贯以勇略自负的关羽去承担，实在有自取其祸的味道。更何况，发动战役的地点选在荆州。在这块对曹魏和孙吴都生死攸关的战略等地上，展开兵团级的军事行动，刘备应该考虑到两面受敌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荆州自古有江陵、襄阳两大重镇。曹操于赤璧之战后，放弃了江陵，却派重兵戍守襄阳，屹为藩捍，镇护宛、洛。曹魏保卫襄阳，犹如手足之救头目。不仅曹操亲自领兵，且几乎调动了麾下所有的名将锐卒，如于禁、庞德、徐晃、张辽等。司马懿就说：“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而东吴方面，则把夺取荆州，视为立国之本。早在公元二百年，鲁肃就在其为孙权设置的王霸之策中提出：立足江东，静观天下，铲除黄祖，据有荆州，建立帝号以图天下。所以当关羽的军锋势如破竹，威震华夏时，自然地引起曹魏和孙吴两方的极大恐慌，屏弃前嫌，双方言欢，也是意料中事。曹魏方的司马懿和蒋济都看到了这一层：“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东以封权，则其（襄阳）围解矣。”

当然，刘备在汉中战役胜利，又连取曹魏东三郡，控制汉水上游后，派关羽北伐，选择的时机无可非议。进攻襄阳，打其必救，战役地点的选择也算合理。同时，刘备也是作了万一战事失利，势力撤出荆州的心理准备的。他惟一没有想到的，恐怕还是这位勇冠三军的关二弟，竟然会败亡得如此快速。

（四）

关羽的失利源于刘备的战略意图，但他的兵败被擒，身首异处。则是他的性格所致。“性格即命运”，在关羽的身上，得到了完全体现。史传关羽“骄于士大夫”，体现在他轻视鲁肃和诸葛亮主张的吴、蜀联盟，是刘备集团第一号主张灭吴的强硬人物。“好陵人”，则体现在胡乱骂人上。他不仅敢在刘备面前冲冠发怒，更是屡次违反外交礼节，侮辱孙权。如《三国志·关羽传》说：“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裴松之注引《典略》说：“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使于羽，羽愤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耶！”这“貉子”是当时中原人侮辱南方人的语言，相当于“野兽”一类词。所以在关羽的眼中，孙权连人类都算不上。“始有大功，志骄意满”，则是指更多地把侮辱撒到了自家人头上，如《三国志·关羽传》：“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已。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可见，这江陵后方的丢失，就是关羽平时盛气凌人种下的苦果。关于帮助孙权达到诱降傅士仁、麋芳目的的线人是谁，史书没以明确，但方诗铭考证出是潘濬，这潘濬，本是刘备集团的精英人物。《三国志·潘濬传》曰：“年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阳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悚。”刘备入蜀时，留潘濬典留州事，职位实是不轻。这潘濬是荆州豪族的代表人物，他的叛变，应该就是关羽一贯轻视文人士大夫的结果。孙权事后，却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史传：“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还（指平定五溪蛮夷叛乱事）复故”。“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孙虑。”

关羽于败军之际，本来是完全有机会全身而退的。但他为将恃勇，缺少变略，最终一败涂地，身陷囹圄。第一次脱身的时机出现在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其时曹操亲驻摩陂（今河南郏县境内），命大将徐晃与关羽对攻。孙权派人联络曹操，准备突袭关羽后方，并叮嘱严守机密，但曹操算准了“关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的心理，听取了董昭的建议，故意把情报用放箭的形式分投给了曹仁和敌方的关羽。此举的用意是坚定襄阳城内守军的信心和瓦解关羽军队攻城的决心。结果关羽果然上当，因贪于攻下襄阳和樊城，而失去了贯彻刘备战略意图的最佳时机。同时也为自己开启了通向地狱的大门。第二次脱身的时机，出现在东吴的偷袭江陵后。当时关羽腹背受敌，不得已仓促撤军，决心重夺江陵。行军途中，“数使人与蒙相问”，结果屡次上了吕蒙“厚遇其使”的反间之策，终于导致部属军心涣散，斗意全无。等待关羽的，似乎就只剩下成就千古忠义之名的引戮一刀了。

（五）

关羽死后，刘备借口报仇，发动了伐吴战役。结果，陆逊猇亭一把火，烧伤了蜀国的元气。因此，后来廖立在蒋琬和李邵面前说：“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巴蜀，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他的话语实际上就指出了刘备意气用事，游移国策，导致战事屡败，国运大衰的事实。同时也为关羽的死掉了一把同情的泪。而他的话，最终引来了诸葛亮“诽谤先帝”的罪名，倒也真应证了本文开篇今人揣测的那句话：“或许蜀汉统治阶级的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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