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北霸王 14 养猪的想法

“滴滴滴，中校军衔礼包打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亮剑男主角李云龙。”

李云龙，独立团团长，二师师长，某军军长。。。

李振华真是没有想到，竟然给了一个神级人物李云龙。

李云龙属狗的，但是遇强则强。

“那李云龙身在何处？”

“李云龙目前是模范教导队表现优异的一个棚长。”

“唔，棚长不错，到时候随时可以升任排长。”

不要觉得排长官职不高，你得看是什么时候。

比如冯焕章这个一营，下属的韩向方此时也不过是个司书。

韩向方是宣统二年闯关东到东北，正值北洋第二十镇在新民府招兵，韩向方吃了军粮，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当兵。

时任营长正是冯焕章。

冯焕章看他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

辛亥革命后随冯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还乡。

民国元年（1912年）再次投冯焕章部，初任秘书，后任连长。

韩向方那是什么级别，未来的鲁东省主管啊。

再比如西北军五虎将之一的宋明轩，1912年宋明轩任左路备补军前营（管带冯焕章）前哨哨长，驻防北苑。

明年1913年8月任京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冯冯焕章）第一营前哨哨长（连长）。

1914年围剿白狼班师后，随着冯焕章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宋明轩亦升为副营长。

西北军的五虎将，29军长现在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队长。

把李云龙升官排长，等到有了机会立刻升任连长。

李振华心里美美的想着，要是亮剑几个男主角全都来了就好了。

里边可是有着副总指挥，师长，旅长，还有李云龙的搭档赵刚，孔捷，丁伟，邢志国，张大彪，段鹏，谢宝庆，楚云飞。。。

这可是一大堆军事主官。

不过饶是如此，李振华也很满意，毕竟才刚1912年而已，要啥自行车啊？

由于现在风头太大，李振华也不敢把钱拿出来花。

至于说他把钱存起来，德山不敢问，也不敢提。

他一个旗人能留在部队领军饷，就已经很不错了。

真当这还是大清朝啊？

下边的四个队长，牛保国，陈浩南，魏大勇，王有胜，包括教导队的山鸡，大概算是五个连长，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心腹。

长官们不说，下边的小兵自然也不敢说什么。

就这样，李振华算是把钱存了起来。

可是存着也不行啊，特别是他手下的军队需要训练。

于是他找来了二哥费仲琛。“二哥，帮我找个养猪的专家。”

“养猪？”

二哥费仲琛有些不解，你这营长当的好好的，怎么又要养猪？

李振华和他说道。“我发财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吧？”

“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可是这和养猪有什么关系？”

费仲琛还是不理解。

李振华解释道。“猪是什么？”

“大肉啊。”

费仲琛都快被逗笑了。

在民国，甚至是清朝，或者更早的大明王朝，猪肉都是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

为了杀猪，老朱家还做了个禁止杀猪令，一时间闹得是全国反对，最后不到三个月，不了了之。

杀猪就杀猪吧，老朱家也不能和全天下对着干啊。

那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后，城市居民迅速增长，猪肉的消费量已居各种肉类之首，并有了“大肉”的美誉。

因明代皇帝姓朱，为了所谓的“避讳”，朝廷要求行书中凡有“猪”字的，必须用“彘”“豕”等字代替。

民间所称的“杀猪”，被改为“杀万里哼”——因猪整天哼哼唧唧的，所以“万里哼”成了猪的别称。

正由于“猪”与“朱”的谐音，正德皇帝出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为辛亥年，属猪的。

有一次正德皇帝巡至仪真时，恰逢29岁生日，当地官员为他备下美味佳肴，以为朝贺寿宴。

可当武宗看到酒席桌上的猪肉时，忽然想起自己的生肖，不觉大吃一惊：这吃猪肉不就是吃他么？由此又想到大明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朱”与“猪”同音，杀猪吃肉不就是吃掉朱家天下么？当即传旨，颁布《禁猪令》，告知天下，禁止养猪、杀猪，违者充军。

这道荒诞的圣旨下发后，民间哗然，但谁也不敢抗旨，所以已经饲养的猪不能宰杀，只好放逐，任其逃生。

《禁猪令》发布不到三个月，东阁大学士杨廷和向正德皇帝上奏了《请免禁杀猪疏》，要求废除《禁猪令》。

此时顺天府各县也纷纷上奏，认为《禁猪令》实不可取，百姓怨声载道。

而礼部也上奏，说官猪圈已无祭祀所用之猪头、猪肉，只好用羊肉代替，实在不合礼法。

御膳房总管也上书，“大肉（猪肉）皆无，难以为膳。”

无奈之下，正德皇帝只好颁旨取消了《禁猪令》。

虽然《禁猪令》只实行了三个多月，但是放跑的猪可抓不回来，导致京城地区的猪价价格暴涨，老百姓怨声载道。

清廷入主后，养猪业进一步发展，因为满族的先人在东北时便以“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著称。

每逢年节，都要用猪祭祀诸神，祭后分食其肉。

随着京城人口的增长，对肉食的需求也大为增加，每过春节，京城常常要杀猪近十万头。

猪肉成为京城的主要肉食，既是富人的日常肉食，也是穷人的节庆膳食。

乾隆至光绪年间，京城大大小小的猪市、猪店和猪肉杠（也称肉铺）有二三百家，直到民国初期仍有百余家。

1919年《京师总商会众号一览表》中，对猪市大街的猪行商会和猪肉食品同业公会有所统计，其中宰杀、收购、批发、加工猪肉的作坊就有80余家。

1949年京郊农村养猪存栏达36.4万头，年出栏肥猪近20万头，销往京城各大市场及乡镇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