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和鸣 西厂撤立

书接上文，我们继续来讲述宪宗与文官势力的斗争。

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就是明争暗斗，激进又伴随着妥协，大家心里清楚的跟个明镜似的，但却彼此谁也不会戳破将其公之于众，共同遵守着你进我退、争取所得保持既有最大利益的“潜规则”。

纵观明朝历史，我认为这是一部党争的历史。大的方面来讲，分为两个派系，帝党和以儒家理学正统自诩的文官集团，当然文官势力的崛起真正是在土木堡之变后（个人观点），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于谦，至于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权力则独揽在皇帝的手中，这自不必多说。文官势力庞大，皇帝势单力薄，于是将目光投放在了另一个在他们认为绝对忠心和听命于自己的群体——太监。

我国隋朝之前，当官基本靠出身，隋文帝开始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打造了普通人从政的阶梯。但是隋朝太短，科考没太大影响，做官更多看的还是门第出身。唐宋沿用科考制度，开始慢慢形成平民出身的文官集团，也有过几次著名的党争，比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党争。但是唐宋时期有宰相主政，大家争的是相位，文官不抱团，皇权很安稳，唐宋皇权的主要威胁是军阀。元朝不用提，蒙古人跟我们玩的不是一套体系。到了明朝，事情有了本质的变化。

朱元璋白手起家，深知官吏的危害，对于各级官吏都防范甚严，特别是对于敢威胁自己皇权的宰相看不顺眼，宰相既管民，又管军，官员也归他管，那还要皇帝干什么？于是老辣的老朱，借助胡惟庸一案，彻底废除了宰相制。没有了宰相，活就要自己干了，就要自己面对百官了，百官全部都是通过科考得到的官位，自小熟读四书五经，通晓诸子百家，各个都是人精，极难对付，更何况他们还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皇帝一不小心就会被孤立。老朱自己当然没问题，杀伐决断，精力充沛，一个人应付百官绰绰有余，但是他的子孙们可就惨了。

朱棣自己的文化就不高，天天要面对这帮人精的百官，深感乏力，于是就挑选了一批小官，组成了内阁，帮忙起草文件，批复下周折，缓解一下压力。而为了防止专权，内阁们的官员官职都很低，最高也不过五品。就是这样，朱棣为了对付百官，也恢复了他老爹废掉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用以监察百官。但是锦衣卫也是官员，也有可能跟文官勾结，也有可能专权，于是又设立东厂，辖制锦衣卫，东厂归司礼监管辖，说到底只能信任身边的太监了。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太监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出现在朝堂之上与文官势力互相制衡，以期达成一种均势。

明朝的太监全面进入政坛，是从朱瞻基时期开始的，所谓“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朱瞻基之前，太监不许干政，不许读书，甚至朱元璋在后宫树立了一块“内官不得干政“的大铁碑，可见对太监的防范之严。但是朱瞻基却在宫内开设了”内学堂”，专门用来培养太监学习文化，并且挑选博学的翰林学士以及内阁大学士来教导太监，一次性读书的太监就多达几百人。《明通鉴》“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

朱瞻基刻意培养太监们读书，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让太监们来参政，很快朱瞻基就授权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表皇帝行使“批红”权，所谓“批红”就是针对内阁“票拟”的批复。“票拟”就是内阁对于各级官吏呈给皇帝的上书拟定的处理意见。简单来说，内阁对上书给予拟定处理意见，太监对内阁的处理意见予以批复，最后等皇帝老子对于认可的“批红”盖章，就形成了完整的上书回复流程。而皇帝本人只需要盖章，这样下来就轻松省事很多了，值得一提的是皇帝老子的印章也在司礼监掌印太监手里，皇帝只要说同意，自然有人帮他盖章。

也就是说，皇帝把批示的权力下放给了太监，有了权力后，司礼监的行市见涨，司礼监的太监也被冠以“内相”的尊称。除了司礼监，皇宫里的太监权力还有很多，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一、各地镇守太监，朱瞻基在两京一十三省所有的军镇和地方，包括各地方重要的物资，运输部门全部设立了镇守太监机构，派遣太监镇守。这些太监在地方权力大到没边，民政，军事，漕运，矿产，只要他们想伸手的，没有他们管不到的地方，毕竟人家直接向皇帝大人汇报嘛。

二、采办太监，除了镇守太监，皇帝还将宫中的采购大权全部交给了太监，由于皇帝后宫嫔妃众多，还都是高消费群体，这些太监就打着皇帝的旗号，到各地方进行采办，盘剥百姓，鱼肉乡里那是肯定的。如果遇见一些指定的特产，比如江南的丝绸，那更是极大的肥差。镇守太监也有帮宫中搜罗珍奇的职责“各镇守内官競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

三、太监出使，本来出使外国代表国家形象，都是由国家重臣作为国家使节出访，但自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树立了太监出使海外的光辉形象，太监从此进入了出使这个光荣伟大的行业。太监可不同于文臣，文臣好歹要点脸面，估计一下形象，太监可没那么多讲究，到了属国仗着自己是天朝使节，经常索求无度，贪得无厌，丑态毕露。当时的朝鲜国王进言：“今闻府尹权蹈之言，今朝廷奉使于外者，皆宦寺无识之徒，嗜欲无穷，其所经过，侵渔万端，取人之物不厌于心，则鞭挞不已”。把朝鲜国王都逼急了，可见太监们的嚣张程度。

太监们有好有坏，但是只要参政，那大部分太监都滥用职权，无恶不作，难道朱瞻基不知道吗？朱瞻基当然清楚，手下的文官们无数次的弹劾宦官，河南左参政黄泽就曾专门上书劝诫：“此辈宜一切疏远，勿使用事。汉、唐已事，彰彰可监”，但朱瞻基依旧不为所动，只要不激起太大的民怨，他都能忍。因为他要利用太监对付一个威胁他权力的庞然大物——文官集团。

可以说自宣宗始，明朝的政治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逐渐制度化，皇帝只需作壁上观，高高在上，睥睨天下，两股势力互相制衡，共同作用，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皇帝不用做实事，只需要交给下边的人去办，甚至决策权都可以下移。大家可能读着会觉得熟悉，不错，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最大的不同是明朝政体的主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英国则是限制了王权。这可能有些不符合常理，因为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这样的，明朝时期的中国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但是在明朝的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形态。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15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而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与这一时间大致吻合，因此明宣宗缔造的这一中政治模式我个人认为是中国民主立宪、政党政治的雏形，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早了二百年之久。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事实也确实如此，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位大家黄宗羲，他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先驱。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这一思想作为民主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影响了后来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提出的“天下为公”，与黄宗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现中外古今的历史都有共通之处，这便是历史的奇妙之处，由此引出我们学习历史的更加深远的意义：以史鉴今。

言归正传，朱瞻基一手促成了明朝政局的平衡，可以说，只要维持好这一政治平衡，皇帝稍加留意朝政就可以保证帝国的有效运转。成化、正德、嘉靖和万历，都能很好地加以运用，力求双方势力达到均势，而不使一方势力过大。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很明显，两方势力的斗争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行政效率的低下、内耗严重以至于外敌入侵，就比如嘉靖朝的庚戌之变，但时期不同、领导人不同，成化朝有成化犁庭，万历朝有万历三大征。

透过现象看本质，宪宗设立西厂的目的就在于限制文官势力，当然也有宪宗的个人因素，结合他的童年经历，他养成了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缺陷促使他设计一个特务组织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西厂的成立是非常偶然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当时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在朝中有极多的亲信。在亲信的帮助之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地观察。虽未明其真正之意，但据传李子龙意欲弑君，并且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李子龙遂伏法。

当时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朱见深得知此事后，认为到处都布满危险，因而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朱见深十分想了解宫外的民臣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这个乔装成百姓的侦查是不成气候的，于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组织了新的内廷机构——西厂，西厂以汪直为提督，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锦衣卫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内阁大学士商辂及同僚万安、刘珝、刘吉上疏，历数汪直的十大罪状，认为宪宗宠信汪直，致使“人心汹汹，各怀疑虑”;他们还特别指出，上年七月有妖物伤人，而今的汪直用事，正是妖物出现的应验，要求宪宗革除西厂，废黜汪直，如此才能安天意、回人心。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朱见深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真正让他下决心裁撤西厂的是一件事情，一件现在看来是由文官策划的阴谋。

当时有个名叫阿丑的中官，善演诙谐幽默戏，经常在宪宗面前表演，颇有汉朝东方朔用滑稽方法进谏之风。一天阿丑假装喝醉酒，旁边一个人在佯装说：“某官到！”阿丑任装醉意大骂，人又说：“皇驾到！”阿丑还是醉骂如故，那人又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所装的醉人赶紧起来惊恐的站在一边。旁边的人问到：“天子驾到都不害怕，为什么害怕汪太监？”阿丑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自此以后汪直逐步失宠。此时王越和陈钺讨好汪直，三人结为死党。阿丑一日有在做戏，自己扮演汪直手持双斧向前前行，有人问其缘故，答说：“这双斧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后微笑了一下。御史徐镛等人弹劾汪直欺君枉法，擅开边衅，宪宗后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