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君临于二次元 迈耶

赫尔曼·威廉·戈林（德语：HermannWilhelmG?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位政军领袖，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元首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与希特勒关系较为亲密。戈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有着击落22架敌机的纪录，并获得了德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大铁十字勋章”，战争后期还担任曾为“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所领导的第1战斗机联队最后一任指挥官。战后，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为该党最早的一批成员，并参与了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幸未成功。期间身中枪伤。在此之后，他一直靠注射吗啡来减缓痛苦，导致终生麻药成瘾，体型也从健壮转为肥胖。1933年，戈林创立秘密警察机关——“盖世太保”。1935年，戈林被元首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并凭借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为空军取得大量预算与独立地位，令其快速建军。二战结束后，戈林被盟军抓获。在审判德国党政军领袖的“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犯“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判处绞刑。1946年10月15日，在行刑前一天夜晚，戈林服毒自杀身亡。

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母亲为海因里希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首长，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医师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

签名

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两位姐姐奥尔佳、波拉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予后者自己的名字“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地主贵族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也算是“半个犹太人”。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段关系约自亚伯特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返回德国。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柏林的弗列德瑙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子嗣众多，但他并不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拮据。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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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威廉·戈林早年经历

1904年的戈林

爱普斯坦拥有两座城堡，分别为位于萨尔茨堡郊外的毛特恩多夫和纽伦堡北部潘尼兹新城的法丁斯坦堡。爱普斯坦提供了后者供仅靠海因里希养老金维生的戈林一家生活。爱普斯坦本人憧憬著中世纪贵族的奢华生活，故将城堡装饰的非常豪华，侍从人员也被要求穿着宫廷风格的服装工作，爱普斯坦也以城堡统治者的态度来接触城中的人们。(一般认为，日后戈林对于奢华饰品的嗜好即是在这时期受教父的影响而来的。)相较之下，戈林的父亲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每天过着饮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亲不再是个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对于教父爱普斯坦的尊敬多于生父。爱普斯坦对于戈林一家的孩子们也十分疼爱，一般认为尤其偏爱自己的儿子亚伯特，不过后者懦弱内向的气质与其不同，遽闻之后爱普斯坦转而最为疼爱善于社交、具有冒险精神的戈林。爱普斯坦常与芙兰西丝卡共度夜晚，作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虽有所不满，也予以默认了。爱普斯坦的城堡内就这样维持着戈林父母和爱普斯坦这样奇妙的三角关系，直到1913年，因为爱普斯坦与一位少妇莉莉再婚，在后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离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戈林自1903年起就对登山运动极为热衷，在1906年时就登上了标高3,600米的大格洛克纳山山顶。戈林还受到爱普斯坦的影响，培养了狩猎的兴趣。1904年，戈林自菲尔特的小学毕业，随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学，但这对于过惯了城堡中奢侈生活的戈林来说很不能适应。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课，题目为“我最钦佩的人”，戈林写了他的犹太教父，却被校长约谈，要他写悔过书、再也不准写赞美犹太人的文章。同学也欺侮戈林，在他脖子上挂了“我教父是犹太人”的牌子，并要他罚青蛙跳，戈林对此极为愤恨。1905年的一个晚上，他打包行李，逃离了学校，返回法丁斯坦堡。学校从此对戈林留下对知识深深的厌恶感，致使后来他常将一句俏皮话挂在嘴边：“一听到‘文化’这个字，我就会去拔我的勃朗宁手枪。”之后，戈林在曾为骑兵军官的父亲与教父的推动下，于1905年进入巴登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09年毕业。其中尤以骑术、历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别优秀。1909年，戈林进入了柏林的大光野的名校“普鲁士军官军校”就读。1911年以“优等”成绩通过了下级上士的候补生考试，成为下级上士候补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