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一土，其名为洛 第枠二章 鉴破薄弱之处

“妈妈，旁边这个大姐姐头发为什么是白色的啊？而且刚才她上飞机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还戴了一个奇怪的眼镜。”秦的一个小女孩乘客很小声的耳语，但是被我捕捉到了。我仍旧趴在舱窗上没有动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探听秦的教育理念与人民意识的时机。为什么只提我？因为只有我摘下了头盔。而且即使是在洛人中，我这也算是很独特的发色，并且，一般情况下，瞳色也并没有血色一说。

“她也许是有病吧……”一声更小的声音传来，也砸中了我的心。的确，我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练习弓箭时消耗的努力也更多，部落还一度消耗很多的圣水来治疗我的眼睛来帮我恢复接近正常的视力……我把头靠在玻璃上，冰凉的感觉让我有些难过。不过弦很快就抓住了我的手，我回头，匠师们也鼓励的看着我点了点头，显然他们都听见了——这声音音量对秦来说是听不见的。

我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洛人的团结性，就体现在此时此地，我们会为同伴提供力量。

秦最新阶段性政府建立不足一百年，并且从根本性质上与先前制度有所不同，因此其律法除了基于主流认可以外，更多的基于成例。而秦的社会团结力，就险些毁于一次判决。

在成例中，一位洛的研究员发现了其曾经历社会冷漠的原因，即一次律法的公共判罚。在一案中，审判者之一因其推理方法而广受批评以致被雪藏。

“没撞为什么扶？”，成了秦后来行善者耳边的警铃。

案件真相已经逐渐湮于尘埃，但由于舆论，影响持续至今。

虞也经历过审查舆论制度、自由舆论制度、官方竞入舆论制度，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过于自由则混乱，过于严苛则迟滞发展。

洛吸纳虞的经验，采取了自由言论负责制，即在言论观点公布之前，只要没有未注明的客观错误，都可以成功发行。但一旦引起任何一个话题参与者的质询，则需要在限期内以清晰逻辑线条和公认点阐明推测过程。如果并未阐明，则将会对自己的言论付完全责任。如果阐明后仍因逻辑链条被攻击，则应在历史事件中找到按此逻辑发生的事件进行事实支持或类比支持，只要证据完全，逻辑清晰，再受攻击，也并不应对本身有所影响。

这样的制度基于洛认为“无正确”的价值观，即即使一件事情已经成为主流，由于身处其中、受其影响和毫无关联的三个群体都无法对其做出清晰而客观的评价，所以洛认为即使是最主流的价值观，也只是群体偏见的一种。只有客观事实和客观事物本身才是有意义的，价值观作为凝聚群体的纽带，并无正确一说——最正确的价值观应当让所有价值观参与者和维系者受益，且具有与客观事物的通用性，这种东西在秦叫逻辑，不叫价值观。

例如秦的失败成例源头，就基于审判者群体与其余群体的群体认知差异——审判者作为大群体内部最锐利的部分，所接触交流的都是最凶恶狡诈的人，因此不管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都会怀疑其一切陈述——不说谎的人被怀疑总好过说谎的人被轻信。

所以在洛审判者群体消失的前期，基本上是以轻刑重刑分开的审判者学习模式——对应秦，则相当于专门的刑法执法官和民法执法官。审判模式则是以通法学习者(也可以是开拓者出任务或者轻型执法官兼任）进行初步审判，确定案件类型，而后发给相应执法官进行审判，并且施行轻案当地审，重案异地审的制度，防止徇私。

所以，只能说明秦人的思想还处在一种差异化明显的阶段，其在爱国等主要观念上往往并无差异，但其个体对各种主要观念所包含的内容往往并没有深入思考——简单来说，其可以因一句召唤甘愿献出生命，那是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但是除此和日常生产之外，他们并不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实现这种忠诚。

例如那个判例，双方的逻辑都对社会有一定好处——“帮助者不应受罚”和“应该对事件参与者以最大的恶意而非表现出来的样子进行揣摩”本身都是对群体有好处的，但却造成了全输的局面——甚至不如零和，因为没有赢家。忠诚者因其忠诚而寒心。

后来秦也事实上并没有消弭掉那件事情的影响，只是随着物质发展，给了更多地方复原事实的信心，社会风气才因此变好一些，但在看不到的角落，担忧和罪恶从未退却。

嗯……可以对这一点进行攻击，加强这种社会分裂趋势，比如想办法搞几个摄像头看上去好但是最后是坏的的大影响事件，来削弱人们对摄像头这类的信任，扩大其“坏事件”的占比……

相应的，世界上目前另一个拥有发动战争能力的世界级帝国，神圣利坚帝国，其内部混乱并非其政府之责——其政府本就只应为其财政亏空负责，对于国内的混乱，联邦政府并无责任。

与秦的中央引领地方的模式不同，神圣利坚帝国的政府起初仅仅作为邦联“中介”存在，毫无权力。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大多以经济立法权为全部。其宪法来源于各地方的共同认可，而非帝国总政府的强力推行。既然在建立之初就没有相关权力，那责任自然不必其负责——在这一点上，帝国公民甚至都不甚了解，真正需要对枪击负责任的是其地方政府，而非联邦政府。若以婚姻作类比，联邦政府既不是夫也不是妻，而是结婚证，证明还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证明。

帝国公民追寻自由的主动性是极高的，其平等性也是大多数的信仰，哪怕将自己的利益分配出去，为了维持平等也在所不惜——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问题不在分配，其经常性的罢工和暴乱导致的生产停滞影响远远高过其分配不均带来的影响，迫使其中枢只能寻求向外获取资金来源——例如挑起战争贩卖军火、引进成瘾性物质。讽刺的是，战火因为对和平的追求而引发。尽管洛并不认为单纯增加工作时间就可以提升产值，不过至少以生产为中心，是一个正常国家比较好的选择。

而其地方政府也并非毫无建树——但是由于直接选举的限制，像先前所提到的群体偏差出现在每一个职业专精人士和普通人士的差异间，所以真正有能力更正的往往并不会成为其领导者，也就导致了一些问题只能越积越多。

所以如果帝国中枢还想做点什么，第一个标志性的步骤就是要修改宪法，增加中枢权力，至少是法权，来降低各部分的罢工。或者，温和性的手段，客观阐明其政府所遇到的困难。以寻求共同谅解，否则一切事情都会败毁在拥有同样目标的自己人手中。并且尽可能的消除贪腐——以激进的内斗或者温和的退休——来确保其本身的执行力。哪怕是秦的领袖，在最初刚刚掌握权力的时候，也只能慢慢进行反腐一步。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蚀毁——明明参与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想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就是总体越变越糟。

以人为本的秦，若要渗透，便要腐化其人。以程序为信仰的帝国，若要攻击，便要想办法借助其混乱的律法网络。

至于其余国度，提升执法力带来的影响远强于改善律法体系，毕竟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参与者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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